登上鸡笼港的石码头时，已是七月初十的黄昏。
夕阳从观音山方向斜照过来，将港湾里的海水染成一片粼粼的金红。
港口很小，只有两条木栈桥，三四座简陋的仓廒，岸上搭着几排新扎的竹棚。
据船上的水手说，那是先期抵达的工兵和移民临时落脚处。
更远处，山林苍翠欲滴，在暮色中升起淡淡的雾霭。
这与怀荣想象中的“台北门户”相去甚远，却让他心中踏实了些。
简陋，意味着一切都是新的，意味着没有那么多盘根错节的旧势力、旧规矩需要打破。
就像一张白纸，虽然荒芜，却正好作画。
“怀厅长！”
一个黝黑精瘦的汉子从码头旁迎上来，约莫四十来岁，穿着汉人短褂，腰间却挂着一柄番刀，脸上堆着憨厚又机警的笑：“小人陈阿土，沈营长临走前吩咐，让小的在这儿等您，给您说说本地情形。”
怀荣记得这个名字。
沈玮庆在前期侦察报告中提到过，这是个在台南、台北都吃得开的“地头蛇”，熟悉山川地理，通晓闽南语、客家话，甚至能和几个平埔番社简单交流。
“有劳陈兄弟。”怀荣拱手，没有半点上官架子，“这几日，可还太平？”
“太平！太平！”陈阿土连连点头，引着怀荣往岸上走，“傅军帅的大军扫过一遍，城里那几个绿营老爷跑的跑、降的降。就是……”
他压低声音，指了指西边山林，“山里还有些散兵游勇，偶尔下来抢点粮食，不成气候。另外，附近几个番社的头人，都递了话，想见见新来的大人。”
怀荣点点头，边走边看。
码头到临时厅署不过一里路，他却走得很慢。
他看岸边新立的界桩，看正在平整的土地，看竹棚里移民生火做饭升起的炊烟，看几个光复军士兵带着一群青壮在清理灌木。
那些青壮里，有汉人，也有几个穿着赭色短衣、头发束成椎髻的平埔族人。
“怀厅长，这边请。”陈阿土将怀荣引进一间稍大的竹棚，里面已摆好简陋的木桌和几张竹椅，桌上摊着一幅手绘的台湾草图。
怀荣没有立刻坐下。
他站在图前，目光从北端的鸡笼，一路向南，划过淡水、竹堑、鹿港、打狗，最后停在最南端的琅峤。
图很糙，山脉河流只有大致轮廓，但有一条线，从北到南，沿着中央山脉西麓，断断续续地标了出来。
“这条线是？”怀荣手指虚点。
“土牛线。”陈阿土的声音严肃了些，“康熙爷年间划的，乾隆爷时又加固过。线西边，是朝廷许汉人开垦的‘山前’。”
“这线东边，则是番人的地界，叫‘山后’。”
“过了线，就算是‘擅入番界’，轻则抓去坐牢，重则……被‘生番’出草，砍了脑袋。”
怀荣眉头微蹙：“山前山后，以何为界？”
“以山为界。”陈阿土走到图旁，手指顺着中央山脉的走向划下，“厅长您看，这山像条大龙骨，把台湾生生劈成两半。”
“西边这半，有台北盆地、台中彰化平原、嘉南平原，地势平，雨水足，汉人多半在这儿开田种稻。”
“东边那半……”他顿了顿，“山高林密，溪流湍急，住的是高山族，汉人管他们叫‘生番’。咱们脚下这鸡笼、宜兰平原，其实算是山前最北头，再往东往南深入，就是山后了。”
“那平埔族呢？”
“平埔族是‘熟番’，早几十年、上百年就和汉人混居了，会说咱的话，也种稻子，有些社还缴粮纳税。”
陈阿土解释，“他们住在山前，多在平原和浅山。可生番不一样，他们住在深山，打猎为生，性子悍，从前清廷官府也管不到，只能划条线，各过各的。”
怀荣沉默地看着地图。
那条歪歪扭扭的“土牛线”，像一道深深的伤疤，割裂了这座岛屿。
线西，是日渐拥挤的汉人田园；线东，是神秘而危险的山林。
而所谓的“番汉隔离”，不过是清廷无力治理全岛、只得采取的消极政策——用一道虚拟的线，掩盖统治的无力，也将潜在的冲突暂时冻结。
可光复军来了，就不能这么做了。
“陈兄弟，”怀荣抬起头，目光清明，“依你看，这土牛线内外，番人对汉人，究竟是何态度？”
陈阿土搓了搓手，苦笑：“说不好。熟番嘛，有的和汉人通婚做生意，处得好；有的为争地争水，打过架，有仇怨。”
“生番……那就看部落了。有的部落愿意用鹿皮、草药跟山下的汉人换盐巴、铁器；有的部落视所有外来者为敌，逢人便杀。”
“早些年，清廷还会派兵‘剿番’，可山深林密，十去九不回，后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厅长，不瞒您说，这次傅军长和何大帅的大军登陆，附近几个生番社都躲进深山了。他们摸不清咱们是啥路数，怕。”
怕，是正常的。
但怕久了，就会变成恨，变成冲突。
怀荣的手指在地图上“山后”那片广阔的空白处缓缓移动。
那里标注着稀疏的部落名：泰雅、赛夏、布农、排湾……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族群，一种传承千百年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