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举子笑容惨淡：“若这纸上所言……十之一二为真……那这朝廷，这功名，咱们十年寒窗，所求究竟为何？”
张之洞没有接话。
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京城天空，那些被刻意压抑的念头，此刻却如潮水般汹涌扑来。
他想起了年少时在贵州兴义府的书斋里，第一次捧读《孟子》，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心中那股滚烫的、想要为生民立命的激荡。
那时觉得，“民”是一个宏大而光明的概念。
但现实呢？
是他在赴京赶考途中，穿越中原大地时，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农人在龟裂的田地里跪求苍天。
是身着绸衫的胥吏带着如狼似虎的差役，为催逼漕粮将农户最后一口铁锅夺走。
是黄河决口后的灾区，饿殍枕藉，甚至有“易子而食”的传闻，而地方官的报灾奏折上，却写着“赈济得力，民情安堵，田亩有望”。
九年，千万人……
这不再是书卷上抽象的“民”，也不再是路途上偶然一瞥的模糊面孔。
这是一个个他曾擦肩而过、或在史册中想象过的，活生生的、会哭会笑、要吃饭要穿衣的“人”！
是“民为贵”的那个“民”！
曾国藩，这位他曾经在书信往来中仰望、视为理学经世典范的“曾公”曾大人。
他手中的笔写下的是修身齐家的格言，他麾下的刀，砍向的竟是这些“贵”的民？
那这金銮殿上垂拱而治的天子，这衮衮诸公位列的朝堂。
可知？可管？
还是……默许？
甚至乐见其成，视之为“必要的代价”？
自己呢？
张之洞啊张之洞，你寒窗苦读，三更灯火五更鸡，所求不过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可若要“致”的君，坐视乃至默许如此屠戮，“淳”的风俗，建立在赣水闽山间的千万枯骨之上……
这样的仕途，这样的功名，真的是你张香涛心中所求吗？
真的对得起你读过的圣贤书，对得起你路途中见过的那些绝望的眼睛吗？
一种巨大的、冰凉的幻灭感，如同北地冬夜的寒潮，瞬间淹没了他。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颓丧，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灼热的清明。
他忽然站起身，面向三位友人，整理了一下衣冠，然后，深深一揖。
友人们惊愕：“香涛兄，你这是……”
张之洞直起身。
午后的阳光恰好掠过扇窗，照在他清癯的脸上。
那一刻，他的眼睛灼亮如寒星，那惯常的沉静被一种异样的神采所取代，锐利，明亮，仿佛能穿透一切迷雾。
“诸兄，”他开口，声音清晰而平静，“之洞，不改道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友人讶异的脸，缓缓道：
“我不回贵州。”
再次停顿，仿佛要给这惊人之语留下足够的分量。
然后，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再无丝毫犹豫：
“我要南下，去福建。”
“香涛兄！”李昀骇然失声，几乎要扑上来捂住他的嘴，“慎言！慎言啊！那是‘匪区’，是朝廷钦犯石逆达开盘踞之地！”
“你去了那里，便是自绝于朝廷，自绝于士林，十年寒窗，大好前程，尽付流水，声名尽丧啊！”
陈、吴二人也急得脸色发白，连连劝阻。
张之洞缓缓摇头，脸上浮现出一丝近乎悲悯的嘲讽。
他再次拿起膝上那份《光复新报》，道：
“能写出这般檄文、敢为千万无名冤魂发声、能建工厂开学堂、造西药抗洋夷、据说让治下百姓有饭吃有工做、商旅渐通的‘匪’……”
他目光扫过友人们惊惶的脸，语气渐重：
“比起这满口仁义道德、满手黎民鲜血、坐视山河破碎而锢于陈规、困于私利、连真话都听不得的‘朝廷’……”
他深吸一口气，终将那句盘旋心头已久的话说出了口：
“我倒觉得，干净得多，也像样得多。”
那一刻，他眼中燃烧的光芒，是三位友人从未见过的。
那不是金榜题名时可能有的狂喜，不是诗酒唱和间的疏狂，而是一种找到了真正道路的、孤绝却无比炽热的信念。
“治国平天下，”张之洞的声音低沉下去，更显力量：“未必只有科举入仕、匍匐于这陈腐纲常之下一条窄路。”
“这煌煌天下，”他望向南方，仿佛能穿透重重屋脊，看到那片海天相接之处，“也不止一个紫禁城，一个‘朝廷’。”
没有再犹豫，没有再多解释。
他迅速行动起来。
只将最重要的几部典籍、手稿和些许银两收进一个轻便书箱，其余物品，包括那些备考的八股程文、时文墨卷，都被他毫不犹豫地留在原地。
“诸兄，”临行前，他止住，对送至门口、神情复杂的友人最后拱手，“若有人问起，便说我去江南游学，访名师，究实学。归期……未定。”
他背上书箱，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房门。
午后炽热的阳光迎面扑来，将他清瘦却陡然挺直如松的背影，清晰地投射在客栈斑驳的走廊墙壁上。
脚步声不疾不徐，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楼梯口，融入京城喧嚣的市声里。
房间内，剩下的三人久久伫立，望着空荡荡的门口，又回头看看桌上那份摊开的报纸。
只觉得心头沉甸甸的，喉头发紧，半个字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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