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夏读着屏幕上的文字：
“张富清，1924年生，1948年参军。在解放战争中，荣立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
“1955年，他响应国家号召转业，本可回老家陕西，或去城市工作，他却选择了湖北最偏远的来凤县，那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
“他把勋章锁进箱子，连儿女都不知道父亲的战功。他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有多少都牺牲了。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显摆自己啊？”
屏幕上出现了一段采访录像——老人的声音苍老而平静：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任夏静默了几秒。
画面切换。
袁隆平的照片。
1970年代，海南岛，稻田里一个清瘦的身影。他蹲在田埂边，手里捧着一株野生稻。
“袁隆平，”任夏说，“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当老师。1960年代，他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水稻育种研究。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带着学生走遍大江南北，把论文写在稻田里。”
“1996年，农业部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2000年，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700公斤；2004年，突破800公斤；2011年，突破900公斤。”
画面里出现袁隆平的背影：不是领奖台上的背影，是稻田里的背影。草帽，卷起的裤脚，弯腰的姿势。
“他说过另一句话，”任夏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画面继续切换。
云南施甸，大亮山林场。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站在山顶，背后是望不到边际的森林。
杨善洲。
任夏的声音变得低沉：
“杨善洲，1927年生，云南保山地官员。1988年退休。退休前，组织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没什么要求，只想去大亮山种树。”
“大亮山海拔2600米，石漠化严重。他带着17个人，用18年的时间，种下5.6万亩、3亿多棵树。林场估值3亿多元，他全部捐给国家。”
“有人问他：‘你图什么？’他说：我图的是家乡山清水秀，图的是群众过上好日子。2010年他去世时，人们在遗物中发现，这位地官员退休时带走的全部家当，是一台旧收音机、一个竹皮暖水壶、一把锄头。”
画面里，大亮山的森林在风中起伏。绿色一直铺展到天际，随后再度切换，成了一组群像。
是一张70年代赤脚医生群体的大幅合影。
任夏调出了一份1978年的统计数据：
“到1970年代末，中国有赤脚医生180余万人，卫生员350余万人。他们中85%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平均培训时间6个月。”
“就是这些人，”他逐字逐句地说，“配合国家防疫体系，走遍了中国每一个村庄，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层医疗覆盖。”
他调出了一张老照片：一个赤脚医生在煤油灯下给婴儿接种疫苗。婴儿在哭，医生的手很稳。
“他们没有写过一句伤痕文学，也没有抱怨过一句所谓精神上的荒芜。”
“但他们走遍了中国每一个村庄，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层医疗覆盖。”
“1961年，天花在中国绝迹，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9年。”
“1994年，中国报告最后一例本土脊髓灰质炎。新生儿死亡率从1949年的200‰降到1980年代初的34‰。”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条被挽救的生命，是无数个免于破碎的家庭。”
“他们才是我们需要的知识分子。”
这段话说完，任夏沉默了很久，将自己写在白板上的那几行字打到了屏幕上，然后用平静的话语问出。
“现在，请我们思索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知识的属性，是公共品还是私产？
第二，从“老爷卫生部”到学术垄断，学阀是否还存在？
第三，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前行的道路，是坚持春苗的人民立场，还是遵循打着正规、国际、科学旗号的精英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