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夏按下暂停键，让那个问题在屏幕上停留了五秒。
黑底白字，像一句审判，也像一声叩问。
“我们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们进行思想改造，国家和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
他重新开口时，声音里多了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清晰：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批判，也不能只停留在电影的艺术虚构里，要在真实的世界中寻找答案。”
任夏按下播放键。
屏幕亮起，一幅黑白照片缓缓展开：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蘑菇云升起。照片下方一行小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他的声音平静而清晰：
“我们为什么要谈知识分子，谈思想改造，谈国家和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这个问题，每一个时代都要回答。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人用自己的一生，把答案写在大地上。”
画面切换。
钱学森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中央。1955年，深圳罗湖桥，42岁的他拎着简易行李箱，身后是美国海关的监视目光，前方是等候多时的中国官员。他的脸上没有学术权威泰斗的倨傲，只有归心似箭的平静。
“钱学森，”任夏说，“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被美军高级将领称为抵得上五个师的人。”
“他回国后，没有待在象牙塔里著书立说，而是去了西北荒漠。没有计算机，他们用手摇计算器；没有实验室，他们在帐篷里做实验。”
“1960年，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
“他说过一句话：‘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画面缓缓切换。
邓稼先的黑白肖像。瘦削，戴眼镜，目光坚定。照片旁是他的原话：“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任夏停顿了片刻。
“邓稼先，26岁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第九天就乘船回国。1958年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从此隐姓埋名28年。”
“他的妻子许鹿希问他：你要去做什么？他说：这个不能说。”
“问他：要去哪里？”
“他说：‘这个也不能说。’”
“许鹿希等了28年，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位直肠癌晚期的病人。”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临终前，他仍对妻子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画面切换。
不是宏大的科研场景，是田埂。
甘祖昌长官的照片。1957年，这位1927年参加革命、主动辞去XJ军区后勤部部长的职务，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莲花县沿背村当农民。
照片上的他穿着粗布衣，赤脚站在水田里，裤腿卷到膝盖，手里握着一把锄头。
任夏的声音放缓了：
“甘祖昌，1927年入党，走过长征，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1957年，他给组织写报告，请求回乡务农。他说：我参加革命不是想做官，是要为人民服务。现在农村还很落后，我回去当农民，为建设家乡出把力。”
“回乡29年，他带着乡亲修了3座水库、4座水电站、12座水泥桥、20多公里水渠。他把自己的工资大部分捐给集体，自己家里却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1986年他病重时，对家人说：我死后，不开追悼会，把骨灰撒在莲花山上。”
画面里出现另一张照片：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在山区小学的教室里，黑板前的身影清瘦而坚定。这位大学毕业生，跟着丈夫在山村教书育人一辈子。
“龚全珍，”任夏说，“1957年随丈夫回乡，在九都中学、南陂小学、莲花县职业技术学校教书数十年。她本可以在城里过安逸的生活，却选择了山村的三尺讲台。”
“她教过的学生里，有后来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也有留在村里种田的农民。她说：祖昌选择了当农民，我就选择当乡村教师。我们都做自己该做的事。”
画面再次切换。
张富清老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已年迈，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的军功章静静排列。
2012年，他在武汉做白内障手术，医生发现老人眼部有旧伤，追问之下，这位来凤县建设银行的离休干部才从箱底翻出尘封六十余年的立功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