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们，真的是这样吗？”
“学富五车的他们，真的会对农民的苦难无动于衷吗？”
任夏将谢进隐藏在脸谱化反派形象背后的问题挖出来后，整个人精神变得高度集中开始系统阐述自己的见解。
“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短暂脱离这部电影的视角，去看一看历史各个时期只中，知识分子究竟以怎样的形象和角色出现。”
“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审视，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从来不只是民国或建国初期的偶然现象，而是一条贯穿两千年的暗线。”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知识便与权力完成了第一次神圣同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表面是哲学建构，实则是知识垄断的制度化宣言：只有精通特定经典的人，才有资格解释世界、治理国家。儒学从百家之言变为官学，知识分子从思想者变为候补官僚。”
“魏晋门阀制度将这套游戏推向极致。”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本质是血缘与知识的双重世袭。知识不再是为了启迪民智，而是为了区隔阶层。王谢子弟清谈玄学，不是真要探究宇宙真理，而是为了展示他们与庶民不同——我们谈的你们听不懂，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标识。
“唐宋科举看似打破了门阀，实则建立了更精巧的知识垄断。”
考试内容限定于四书五经，评判标准掌握在座师门生手中。一场科举下来，录取的不仅是官员，更是自己人。
苏轼与程颐的蜀洛党争，表面是学术分歧，实则是学术圈地运动：我的门生占这个位置，你的弟子占那个山头。知识成了派系斗争的武器，与百姓疾苦何干？
明代东林党人最是典型。他们高喊“家事国事天下事”，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时，可曾有一日走进周边佃农的茅屋？
他们批判阉党专权慷慨激昂，但可曾为江南重赋下的织工、灶户说过半句话？
没有。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他们的“民生”是地主乡绅的民生。
当李自成攻破BJ、清兵入关时，这些满腹经纶的知识精英，要么降清求荣，要么自杀殉节，他们愿为朝廷死，却从未为百姓活。
到了民国，这套戏码换上了现代戏服。
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些大师，留学欧美，满口民主科学。但他们骨子里还是士大夫。
胡适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可他研究的是北京图书馆里的善本问题，是《水经注》的版本问题，而不是安徽老家佃农的饿肚子问题。
鲁迅看得最透。他在《阿Q正传》《药》里写尽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隔膜。
夏瑜在牢里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茶客们听不懂；他流血牺牲，华老栓用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痨病。
悲哀吗？悲哀。
但更悲哀的是，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连夏瑜那点试图让民众听懂的努力都没有。
最讽刺的是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师生们唱着“千秋耻，终当雪”，写下了中国教育史的悲壮一章。
但联大周边呢？
云南农民依然疟疾横行，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
可有几个教授放下研究，去为农民做最基础的卫生宣传？
或许有，但应当极少，因为史料并没有记载，多数知识分子们觉得那不是他们的任务。
为什么？
因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从来是教化者，而非服务者。
他们对自己的定为，是站在高处向下传播光明的导师。
你要他们弯下腰，走进黑暗，与民众一同摸索？
那是辱没斯文。
新中国建立，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百姓们欢呼雀跃，他们终于分到了自己的土地，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社会地位变化带来的鲜明落差，同样让他们心中难以轻易的慨而慷。
新政权曾经给过他们一段时间的优待，但政权的根本意识形态却依旧明确：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这对许多民国遗留下来的学者来说，不啻为一场精神上的凌迟。
民国时他们是大师、教授、专家，出入有车马，往来无白丁。
新社会告诉他们：你们是“旧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思想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