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时工农代表坐在主席台，他们坐在下面。这种地位落差，让许多人内心充满怨气。
身份地位的落差，有些人或许还能接受，但对于更多的专家们来说，价值的坍塌更为致命。
你的特长是研究梵语？想继续研究？
对不起，国家现在需要扫盲教师，请你转行。
你精通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想建立一个研究所？
对不起，你能不能委屈一下去给夜校的青年工农们教一下数学？
这种旧有知识的贬值，结合社会地位的落差，让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千古未有的迷茫无所适从之中。
有几种典型反应在这个时期出现：
第一种是消极抵抗。以陈寅恪为代表。
他公开表示不宗奉马列主义，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话听起来很悲壮，但细究其内容：他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考证明清之际妓女文人的交往细节。
在那个百废待兴、亿万人挣扎在温饱线的年代，这种研究究竟有多少紧迫性？
陈寅恪的坚守，有多少是学术操守，有多少是心底积攒的怨气？
恐怕兼而有之。
第二种是表面改造。多数人属于此类。
他们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下乡参加土改，写思想汇报。但内心深处，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屈就。
就像电影《春苗》里的钱济仁，他可以穿上中山装，可以说为人民服务，但给农民看病时，那种不经意流露的嫌弃和鄙夷是藏不住的。
第三种则更狡诈，大奸似忠，欺世盗名。
如被开创了新儒家，被为国内最后一位大儒的著名学者梁漱溟。
他的口号很唬人，说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境遇差别如同九天九地，希望新中国对农村施仁政。
但这位大儒所提倡的新儒家是什么呢？
是把乡村治理权还乡绅们，用旧式的儒学思想，乡村良绅们治理农村，似乎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永享太平，全然忘了在建国前，农民是怎么被地主豪绅们盘剥的惨状！
第四种人最可怜，也最凄惨。
如老舍。他真心想拥抱新社会，写《龙须沟》歌颂市政建设。
但被批判时，他有些无法理解：我这么努力改造了，为什么还是不被接纳？
1966年太平湖的一跃，是一个旧式文人在新时代找不到位置的终极绝望。
用了长达两千字，近十分钟的旁白讲述了知识分子们在历史上形象的变迁，以及在建国初期的真实境遇之后，任夏终于把视角从新拉回电影。
“那么，让我们现在重新回归电影视角，来看待刚才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会对农民的苦难无动于衷。”
“指示中提及的“老爷卫生部”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千年士大夫传统在医疗领域的借尸还魂。”
“电影中展现的那种知识分子形象，不是虚构，也不是一小撮，是代表了占据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知识分子们。”
“或许有些人心中难以接受，对知识分子们总是带有一些好人滤镜。”
“但你如果回顾真正的历史，就会发现，民国时期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带回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某种知识贵族的傲慢，他们以大师自居，要求社会尊崇、国家供养，却往往对人民的疾苦缺乏切肤之痛，对下乡、与工农结合嗤之以鼻。”
“建国后，虽然经过思想改造，但这种潜意识里的优越感并未根除。一有机会，就会以保护学术标准、维持科学尊严的形式还魂。”
“这才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们的真面目，也是谢进导演想用这种脸谱化反派传递的真正意图。”
总结完自己前面观点以及谢进导演在电影中潜藏的问题后，任夏再一次跳出了电影视角，插入了自己的第二个提问：
“我们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们进行思想改造，国家和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