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布鲁克林的出租屋，胡越立即着手剪片子。
尽管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要表达，但他拍了十几个小时的素材，三十多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堆碎片——说话的、沉默的、哭的、不哭的、看着镜头发呆的、看着窗外发呆的。
他不知道怎么把这堆碎片，拼成一个东西。
他再次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慢慢地把这些素材翻来覆去的反复翻看。
第一天，他只是看。
从头看到尾，一个不落。那些脸在屏幕上闪过——白的、黑的、拉美裔的、亚裔的。老的、年轻的、中年的。男的、女的。有人说话时看着镜头，有人低着头，有人看着窗外发呆。
他看到凌晨三点，眼睛快瞎了，关掉电脑睡觉。第二天醒来，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记不住。
第二天，他再看一遍。
这一次，他拿着笔记本，每个人记几行：叫什么，多大了，什么病，欠多少，说了什么印象深刻的话。
记到第二十个人的时候，他停下来了。
他发现一个问题：这些人说的话，单独看都挺惨，但放在一起，好像都差不多——“保险不赔”“账单太贵”“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视频剪出来也是这样，那就完了。没人愿意看三十个人说一样的话。
第三天，他不记了。就坐在那儿，一遍一遍地看，用自己心里一点点积攒的情绪，来酝酿灵感。
凌晨两点，他看到第十五遍的时候，突然被一个画面钉住了。
那是拉蒙·席尔瓦——那个芝加哥的墨西哥裔年轻人，胃癌早期，被保险公司拖着不给批手术方案。画面里，他蹲在厨房地上，抱着头，说了那句让胡隽愣住的话：
“我不知道该恨谁。”
胡隽把这个画面截下来，拖进时间线。
然后他继续看。
凌晨四点，第二个画面钉住他。
凯文·哈里斯——罗切斯特那个要卖房子的建筑公司前项目经理。画面里，他坐在门廊上，手里攥着那罐啤酒，看着那棵枫树，说：
“我女儿在这栋房子里长大的。她的房间在二楼，窗户对着那棵枫树，秋天的时候特别漂亮。”
他顿了顿。
“下个月，这房子就不是我的了。”
胡隽把这个也拖进去。
凌晨五点，第三个画面。
芭芭拉·奥康纳——坦帕那个六十二岁的退休收银员，乳腺癌，化疗掉光了头发，用头巾包着。画面里，她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夕阳，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笑了一下，说：
“我不恨他们。我只是不明白。”
胡隽盯着那个画面，一动不动。
他不明白的是什么？是保险公司为什么可以推翻医生的决定？是这个国家为什么让生病的人还要为钱发愁？还是她自己，一辈子老老实实工作，到头来还是落到这步田地？
胡隽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女人说“我不恨”的时候，比那些骂骂咧咧的人，让他心里更难受。
他把这段也拖进去。
第四天，他开始有了思路。
不是按人剪，是按情绪剪。
那些说“我不知道该恨谁”的，剪在一起。那些说“他们只是按流程办事”的，剪在一起。那些沉默着不说话的，剪在一起。那些哭的，剪在一起。那些不哭的，剪在一起。
然后他发现一件事：
哭的人，其实不多。更多的是不哭的。就坐在那儿，像木头一样，把那些事一件一件说出来，说到最后，不说了，就看着窗外发呆。
胡隽想起黛安说过的话——“那些刚收到账单的人，脑子里想的都是‘我这辈子完了’，你凑上去问‘能聊聊吗’，人家不骂你才怪。”
这些人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他们已经接受“这辈子完了”，只是在想，怎么就完了呢？
第五天，他把所有的素材重新看了一遍，这次带着明确的目的——找那些“怎么就完了呢”的瞬间。
凯文说完房子的事，停了三秒，然后说：“我干了一辈子，就买了这一栋房子。”
拉蒙说完不知道该恨谁，停了两秒，然后说：“我爸妈从墨西哥偷渡过来，打了三十年工，就留下这一栋房子。”
一个他没记住名字的黑人老太太，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突然说：“我十六岁开始打工，六十二岁退休，干了四十六年。我以为我攒够了。我没有。”
胡隽把这些话，一个一个剪进去。
第六天，他开始排列组合。
把“干了一辈子”的和“房子没了”的放在一起。
把“不知道该恨谁”的和“他们只是按流程办事”的放在一起。
把“我不恨”的和“我干了四十六年”的放在一起。
然后他发现，只要把这些人的故事梳理出来，故事本身就会说话。
第七天凌晨，成片出来了。
四十三分钟。
胡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他靠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他不知道这个视频好不好。他只知道，剪完这个视频，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以前他觉得，拍视频是为了赚钱，为了火，为了让国内的人看到真相。
现在他觉得，真相，是他妈的沉甸甸的。
..............
胡隽正在做视频的时候，张浩然也坐在书桌前，盯着电脑屏幕上的那个标题：冯晓刚——《集结号》。
解读并批判这部电影，是张浩然自从第一次看任夏视频，就在脑海之中萌发出来的念头。
《集结号》上映那年，张浩然还在上初中。他记得语文老师专门用一节课讲这部电影，说它“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真相”，说它“把普通人的人性还给了战士”，说它“比那些假大空的战争片强一万倍”。
那时候他也信，甚至把这部电影专门下载下来，存在了硬盘之中。
但当他看了任夏解读《南京！南京！》视频后，开始觉得这部电影似乎有些不对，不过当时他还说不出哪儿不对，只是朦胧的感觉。
而现在，在看完了任夏诸多电影解读视频，并亲身解读了几个相关电影以后，他心中的那点不对，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
这部电影有根本性的立场问题。
这是张浩然的判断，他相信只要能把这部电影里面的事情讲深讲透，不敢说能复刻任夏当初视频爆火的神迹，但引发的震动一定比他此前所有的视频要大得多。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非常慎重。
冯晓刚是中国电影金字塔尖上的人。
他是“贺岁片之父”，华谊兄弟的台柱子，从《甲方乙方》到《天下无贼》到《夜宴》，一部接一部，票房一部比一部高。
他的背后站着整个商业电影体系，站着资本，站着无数靠他吃饭的人。
从陈宇来沪上道歉、签协议、配运营，到现在已经两周。
这两周，他把所有能找的资料都找了一遍：《集结号》的电影本身、冯晓刚的访谈、编剧刘恒的文章、监制陈国富的发言、当年的影评、后来的争议、那些被淹没的老兵声音。
尤其是冯晓刚在电影上映后接受南方周末的访谈内容，张浩然翻来覆去已经看了十几遍。
冯晓刚在采访中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他拍《集结号》这部电影是选择从市场的角度切入。”
“电影里的人不是自愿成为烈士，是在被动情况下成为的，他们把命都搭进去了。”
“一个人在战争面前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懦弱，是人性的常态。”
这几句轻飘飘的访谈，让张浩然非常愤怒。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朝鲜战场上喊着“向我开炮”的王成，是假的？
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呢？
用胸膛堵枪眼的黄继光呢？
张浩然回想起任夏说过的一句话：
“每当创作者开始用人性这个词的时候，最好都要问一句：他说的人性，是谁的人性？是所有人的，还是只是他自己能理解的那一小部分？”
电影之中，冯晓刚所理解并展现的人性，是恐惧，是怯懦，是想活着。
但他不理解，或者说他拒绝理解的另一种“人性”——是有人可以为了信仰，战胜恐惧；有人可以为了他人，牺牲自己；有人可以面对死亡，从容赴死。
这些不是“假”的。这些是那个年代真实存在过的人。
把这些人从历史中抹去，只留下那些和自己一样卑琐的灵魂，然后说“这才是真实的人性”——这不是在还原历史，这是在用今天的尺子，丈量昨天的人。
深夜十一点，张浩然终于开始动笔。
他把电影中最核心的几个问题，一个一个列出来：
第一，《集结号》模糊和抹煞了解放战争的正义性。
编剧刘恒说：“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
监制陈国富说：“我们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
导演冯晓刚说：“我的立场很鲜明。”
但问题是——这场战争本身，是有立场的。
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这个口号不是空洞的宣传，它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民心所向。
三年时间，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把蒋家王朝的残余势力赶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