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在坚定的执行大明皇帝的灭倭政策，无论是倭奴贸易还是长崎总督府，亦或者是其他政策，都只有一个目的，最大程度上削减倭人壮丁的数量，人为的调整倭国的人口结构，使其对大明没有威胁，也就是减丁。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招数，减丁是历史实践证明过的行之有效的方略。
但之前所有的政策，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有效对武士阶层进行减丁。
倭奴里面没有武士，因为武士是倭国的统治阶级，而发动一场战争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即便是皇帝陛下，也没有真正的下定过决心，毕竟费利佩的英格兰远征，教训就明明白白的放在那里。
“德川家康太过于相信‘相信’的力量了，他根本没有任何预案，不知道在熊廷弼选择坚决抵抗之后该如何是好。”朱翊钧综合了长崎总督府、江户总督府、大阪湾守备千户所的各种情报，得到了一个结论。
德川家康相信，只要倭国发起了冲锋，拿出了足够的决心，就可以吓退熊廷弼，只要大明军撤离，关东平原就可以以极小的代价收复，到时候，倭国的局势就不会如此的被动，他的确拿出了足够的决心，发动了几乎所有的武士，向着小田原城扑去。
现在战争进入了德川家康最不想看到的局面，拉锯战。
小田原城外的防线，本身就是消耗敌人士气而建立，丢了就丢了，小田原城守住，德川家康就寸步难行，这地方就跟大明的山海关一样，形胜之要地，小田原城在谁手里，谁就占据优势。
熊廷弼和关东人耗得起，因为他们在守城；德川家康耗不起，因为他在攻城，倭人引以为傲的山城防御体系，现在成了他统一倭国的最大阻力。
进入了拉锯战，继续打，消耗的是倭人的壮丁，不继续打，他自身难保，内部反对力量，他无法承受。
倭国一向如此，进攻朝鲜也是从未想过大明军会入朝抗倭，等到打不下去的时候，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思索，该如何结束战争。
“人们只能决定战争如何开始，没有人可以决定，战争何时何地以何种结果结束。”朱翊钧朱批了熊廷弼的奏疏，这其实也给眼下战无不胜的大明敲响了一个警钟。
不要轻易发动一场准备不足的战争，否则就会深陷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
大明可能只需要一次战略上的误判，陷入一场不该发动的错误战争，不需要更多，就会像轻易发动远征的西班牙那样，从天朝上国的地位滑落，再次陷入向下循环之中。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大明的统治者，他要对万民负责，他要足够的慎重，对战争保持足够的敬畏。
朱翊钧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只要他一到松江府驻跸，就没有反贼了，这也不奇怪，毕竟京营跟着皇帝一起来的，皇帝在南巡，这个时候跳出来，不是给京营送军功吗？
势豪富商巨贾这些地头蛇们，是想要博取利益，不是为了让军兵摁着脑袋刷战功。
皇帝在松江府主要是收获，处理各种外事、各种各样的大思辨的成果、接受海外开拓的成就，他一回到北衙，就要处理各种大案要案，解决各种新政爆发的阻力。
在北衙做规划，在南衙做执行，已经成为了他这些年上磨的新常态。
朱翊钧翻动着数十本杂报，这是松江府一年以来发布的所有杂报，都被张诚送到了皇帝的面前。
面对如此多的杂报，大明皇帝有点怀念冯保和李佑恭了，冯保和李佑恭都会对这些杂报进行几次筛选，确认有价值的才会呈送，而不是把所有的都拿来，让皇帝挨个过目。
张诚、张进不太清楚这个标准，索性一股脑放在了陛下面前，这固然没有阻塞圣听的嫌疑，但皇帝要看完这些文章，无异于是屎里淘金。
奈何李佑恭人在西域，最起码要到九月份才会回到京师。
朱翊钧翻看了足足一个下午，才看完了大约一半的杂报，还真给他屎里淘金淘到了点东西。
第一篇文章是一名笔名为天涯客的笔正所写，名字叫《阶级新论》，是对阶级卷的补充，也可以读作《对大明各阶级的分析》。
天涯客将大明的阶级笼统地分为了统治者、有产者和无产者。
统治者即皇帝、世袭官、官选官；
有产者，即有一定资产规模的势要豪右、富商巨贾、乡官、乡贤缙绅；
而无产者则为田亩超过百亩不足五百亩的富农、田亩不超过五十亩的中人之家、田亩低于十亩的贫农、没有田亩的佃户、城中没有房产手停口停的穷民苦力。
有产者是实际上的地方统治阶级。
在很多市井小说中，总是描述一些个乡贤缙绅欠了赌债，导致家破人亡的情节，而天涯客一针见血的指出：
【扎了根的地主，决计不会向下滑落。
只说咱家太姥爷，当年在县里赌钱，一夜之间，输了八千两雪花银。那城里讨债的恶棍，仗着赌坊的势，呲着牙往咱家来。
你道如何？这才走到半道上，连咱家门朝哪开都没瞧见，就被不知哪里飞来的闷棍打做了孤魂野鬼，尸首往野地里一抛，喂了狗，无人过问。
后来，太姥爷不过着人寻了个中人，往赌坊丢下五两银子，权当是赏他们买口薄皮棺材，那赌坊的当家还得陪着笑脸，千恩万谢地接了。
这便是规矩。
再说那苏州府庞家，与咱家是世交，端的是良田万亩，宅院连云，乡下人唤一声庞老虎，人人都怕。
隆庆四年上，城里新开了家赌坊，想是不懂规矩的愣头青，仗着背后有人撑腰，竟敢拿了庞家公子的欠条，登门讨要。这可捅了马蜂窝！
那庞老虎得知，也不多话，点起五十个如狼似虎的家丁，一径杀到那赌坊门前，闯将进去，见人便打，见物便砸，真个是抄了家一般。把那不知死活的坊主，从账房后头死狗般拖出来，几个家丁按住脑袋，就按在茅厕边的臭水沟里，一口大粪一口臭水地灌将下去，灌得那厮哭爹喊娘，灌得肚子滚圆。
末了，一个家丁上前，只三拳，擂在他肚上，只听噗的一声闷响，那坊主两眼一翻，便断了气，死了。
你道后来如何？人命关天，也不过是府衙里走个过场，把那动手的家丁，判了个失手杀人，远远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吃几年苦，过不两年，使些银子，又白白胖胖地回来了。
那坊主？白死。
由此可见，这些个乡贤缙绅，莫说在家，便是进城玩耍，去这家那家的园子吃酒耍钱，也是给足了主人家脸面。
既然他肯在你家账上落个名字，那是瞧得起你！你反倒敢去讨要？这便是坏了规矩，这便是造次。】
“拿去刑部询问，看是否确有其事。”朱翊钧不知道这个天涯客是何人，但这个庞老虎的案子，刑部公文应该有，即便是没有，苏州府也有府志，庞氏腰缠万贯、良田万亩，有点事儿，府志也该有记录。
第二天下午，番子就从苏州府回到了松江府，把府志带到了皇帝面前，确有其事，不过这案子府志记得是：庞善人怒惩赌坊恶霸，大快人心。
不得不说，读书人的笔杆子，是真的厉害，庞老虎如此行径，变成了怒惩恶霸，同样一件事，换了个立场、换了个口吻，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而且都能说得通。
那赌坊连庞公子的债都敢讨，在苏州府不知道做了多大的孽。
天涯客绝非在空口白牙的瞎说，大明乡贤缙绅，凡是田亩过千，的确不会因为赌债向下滑落，他们是地方的统治阶级，是主子，这赌坊的地痞流氓恶棍，都是走狗，走狗怎么可以对主子龇牙咧嘴，这便是天涯客说的‘造次’。
天涯客在文章里也指出，抽大烟，乡贤缙绅真的有可能向下滑落。他亲眼见到过有人把妻儿老小都抛却，尤其是把田亩抽完了，
只要田亩还在，根儿就在，就是扎着根；田亩没了，根儿就没了，这一家就彻底完了。
《阶级新论》是对大明各阶级的分析，主要分析的是势要豪右、富商巨贾、乡贤缙绅、乡官，至于统治者的世袭官、官选官，他没有多少描述，他没见过，他分析不出来，这不重要。
因为《阶级论·阶级卷》是张居正写的，他跟统治者们，打了一辈子交道，分析的已经很全面了。
“无用阶级，有产者们在刻意制造一个新的阶级，将无产者向下打落，打为无用阶级。”朱翊钧在求证了天涯客举的例子之后，再次研究起了他的文章。
无用阶级，就是家奴、地痞、恶霸、恶棍这些游堕之民。
“无用”二字，指的是这些人对秩序稳定、道德维护、社会生产毫无用处，反而完全是副作用，是对统治者、有产者、无产者都具有完全负面作用的阶级。
这些恶棍，对乡贤缙绅而言，也是可有可无，有了能用，没有也没什么，因为乡贤缙绅用的是家丁。
家丁这个词太有迷惑性了，其实用家臣更加合适，天涯客的家里有个马夫，马夫的父亲、爷爷、太爷爷都是家里的马夫，世世代代，这是家臣。
有产者，势要豪右、乡贤缙绅真正的仪仗是这些家臣，而非地痞流氓，这些恶棍都是兼并、朘剥的工具，而不是根基。
“皇明万万年，自无产向有产者始。”朱翊钧的手指在桌上不停的敲动着。
天涯客在阶级新论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很好玩的设想，如果把大明的无产者的多数变成了有产者，那大明就可以万万年，千秋万代，长生不老。
这个设想是天涯客从皇帝南巡的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
皇帝只要开始南巡，南衙势豪都是老老实实，个个乖得像鹌鹑，他们怕，他们软弱，他们不敢直面皇帝的威严，但皇帝不南巡的时候，这些势豪们就开始各种惹事生非。
天涯客将其总结为：有产者固有的软弱性。
光脚的才不怕穿鞋的，大明人都穿上了鞋，就有了枷锁，有了软肋，有了软弱性，就没有民乱，就没人能推翻大明统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