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阶级和无产者的联合，就是数千年来民乱的起点，把无产者多数变成了有产者，即便发生民乱，也只会是零星的、规模极小的，不会对大明统治产生颠覆性影响，大明真的可以万万年了。
“这天涯客，有点太乐观，太高看朕了，他居然觉得朕能做到。”朱翊钧吐了口浊气，理论没问题，人人有产，人人有枷锁，人人有软肋，这太难了，比登天还难数倍。
“不能吗？”张诚面露犹疑地说道：“臣也觉得能。”
他觉得陛下有点悲观。
“嗯？”朱翊钧看向了张诚，十分惊讶的说道：“你怎么会这么想？”
张诚天天在御前伺候，皇帝是个活生生的人，需要吃喝拉撒，也会生病，也会生气，偶尔也会在暴怒之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策，而且皇帝也会反复，收回成命，皇帝不是个无所不能的神。
天涯客没见过皇帝，他这么想也就罢了，张诚也这么想，就很奇怪了。
“陛下，臣就是这么想的。”张诚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他觉得陛下就是出了意外，太子也好，四皇子也罢，会带着大明继续走下去，只要生产力继续发展下去，这一天终会到来，而且不用百年时间。
“朕明白了。”朱翊钧乐呵呵的说道：“挺好。”
处于盛世之中的人，普遍如此乐观，他们会认为蓬勃发展才是常态，但历史总是如此的无情，有自己的周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阶级新论，将大明划分为了统治者、有产者、无产者、无用者，过去，朘剥让无产者总是向无用者滑落，导致了民乱四起，理论上，消灭朘剥，可以把多数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可以有效防止民乱的爆发，大明万万年。
当然，这都是理论，实践会非常的曲折，到底有多曲折，朱翊钧也说不上来，他知道，会反反复复数百年之久。
朱翊钧将天涯客的这篇文章转载到了邸报，是一篇很有意思的社论。
屎里淘金的过程固然辛苦了些，但淘到金子那一刻，皇帝还是很兴奋的，上海大学堂学正陈准，去年十二月，在《松江杂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被朱翊钧淘到了。
复杂社会的诸多集体，大约可以以保守派和激进派去区分，大明的保守派在变得更加保守，激进派在变得更加激进，大明在反对大明，大明正在撕裂。
在保守派眼里，激进派都是愚蠢的，古今中外的至圣先师们，都告诉你，这就是一泡臭狗屎，而激进派非要尝尝咸淡，尝过之后，才由衷的赞同，这的确是一坨臭狗屎。
而在激进派眼里，保守派都是一群冥顽不灵、迟早被时代所淘汰的老东西，土都埋到眉毛了，依旧抱着那些经史典籍不放，一点都不肯接受新鲜事物，既然是变法，就该把过去所有的规矩，全都推翻，建立一套新的规则。
保守派和激进派在杂报上吵得不可开交，而陈准治学矛盾说，他向来信奉事情一体两面，所以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双方互相掐架。
因为事不关己，陈准总结了保守派的特征，保守派年纪普遍都比较大，大多数都在三十五岁以上，主张是在稳定中求变，而激进派年纪普遍都在三十五岁以下，主张在巨变中总结失败教训，确立规则。
他还煞有其事地列举了保守派和激进派在各类事件中的态度于诉求，以区分阵营，甚至还弄了个记分牌，所有议题，不分大小，不分好坏，谁赢了就记一分，双方你来我往，可谓是不分伯仲。
直到一场无妄之灾落到了他的头上，陈准变成了保守派。
比如在女子是否应该接受教育、抛头露面这件事上，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分歧就很大，保守派抱着女子无才便是德（字面意思）这一传统观念，觉得女子的天职是相夫教子，激进派则认为都是人，都应该参与社会生产与劳动。
陈准是上海医学堂的座师之一，在这件事上，他支持女子接受教育并且积极参与社会生产，他就教过许多的女医倌。
然后他就被诬告了，这次的诬告风波长达六个月，让他声名狼藉，狼狈不堪，险些连大学堂学正的身份都给丢了，即便是最终澄清了事实，依旧让他备受指责。
诬告案发生在了诗社，而不是大学堂，大学堂尤其是医学堂的学子们忙的脚打后脑勺，根本没有任何的空闲时间。
他在上海县崇明坊逸仙诗社做笔正，《松江杂谈》就是逸仙诗社发刊，这是一个大型的书坊，也印刷各种坊间的市井小说，诗社派给他一个司务，这个司务是个松江女子学堂毕业的女学生。
司务帮笔正校对文案、整理书籍刊物、归置文房四宝等等，去年九月，陈准发现自己丢了一方砚台，洮河绿石砚，这方砚台价值四十五银，是友人赠送，砚台丢了之后，他自然要寻找，还没找到，就惹上了官司。
司务到衙门状告他强淫，长期威逼利诱，对她上下其手。
奸出妇人口，这事儿陈准无论如何都说不清，谁让他平日里在诗社，为了不让人打扰，都是关着门？
陈准遭遇了牢狱之灾，松江府衙受理之后，立刻将其拿到了衙司询问，陈准百口莫辩，被松江府衙司收监，十月开始，所有笔正都对陈准口诛笔伐。
松江府知府胡峻德得知此事，疑惑不解，陈准可不是小人物，他是体面人，既是大学堂学正，也是笔正，是名儒，干这种事儿，简直是跌份。
陈准遭了牢狱之灾，被关了足足六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那方砚台被找到，案件才出现了转机，还了陈准清白。
砚台就是司务拿的，为了避免被怀疑，司务主动出击，诬告陈准，而且一告一个准，而且不止一方砚台，这司务还拿了许多别的东西，浙江湖州产的彩漆嵌金银片湖笔，安徽大家程君房所制徽墨等等。
这些东西，林林总总加起来，价值四百余两银子。
这里面多数都是友人赠送，礼尚往来，有些人请陈准看文章，直接给银子，多少有些铜臭味，就以文房四宝相赠，读书人说钱，多少有辱斯文了，但这些东西也都不便宜就是了。
有些东西就只有这么一件，比如程君房所制作的徽墨，他一共就做了200多款，陈准手里那款，也是专门定制。
当这个徽墨流落到了市场上，立刻就被有心人注意到了，才顺藤摸瓜拿到了实证，证明了诬告。
诬告反坐，司务被流放到了南洋，去了椰海城，若是没查清楚，陈准要被流放三千里，流放去南洋的。
即便是事实如此清楚，陈准依旧被人怀疑。
这是一个十分偶发的个案，大明那么多的书坊，这么些年，也就出了这么一个案子，各家书坊开始对女性司务清退，也不是说现象十分普遍，而是无论哪一家书社，都不想摊上官司。
这种清退，在陈准锒铛入狱后就开始了，不是从他沉冤昭雪就开始的。
而陈准也从一个激进派，变成了一个保守派。
万历维新跟每个人息息相关。
本来看热闹的陈准，这下再也看不了热闹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大明正在撕裂，撕裂成保守派和激进派，而且这种撕裂还在持续，在撕裂中不断向前。
“矛盾相继释万理。”朱翊钧给了这篇文章一个朱批，转发了邸报，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冲突，就是矛盾相继，该经历的都会经历，而且还会反复经历。
在皇帝忙于处理各种奏疏的时候，远在小田原城的熊廷弼，收到了一份议和书，确切的说是劝降书，德川家康派遣使者到城下，送来了劝降书，痛陈利害，许下了高官厚禄，要求熊廷弼投降。
“他这个从一位关白、太政大臣、神号武藏国大明神，还弄得有模有样的，仅次于征夷大将军之下。”熊廷弼把劝降书给孙克毅看了一眼，孙克毅看完之后，只觉得好笑。
“他怎么不直接把征夷大将军的位子让给你呢？”孙克毅嗤笑了一声，把劝降书递了回去说道：“他要是有充足的信心，他就不会写这份劝降书了，他也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怎么会不知道，打仗不是纸上谈兵呢？”
从纸面上来看，德川家康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二十五万武士，征调了超过二十万的民夫，声势浩大，攻城器械十分完善的同时，人心齐，泰山移，对关东平原，德川家康内部似乎是势在必得。
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就不会有这份劝降书了。
打仗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现在已经从前锋试探，进入了拉锯的阶段，显然，德川家康完全没信心，才希望通过劝降的方式结束战争。
“他约我后日下午，到天守山议和，选的地方看起来离小田原城更近。”熊廷弼将劝降书扔到了一边。
孙克毅好奇地问道：“你会去吗？”
“不会，他想把我骗出城，然后杀掉我，又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吴玉珍这个归化人都死在了刺杀之中。”熊廷弼摇头，师爷背刺之事，大明皇帝为此在大明掀起了一次大案，这次大案的规模，甚至有可能成为万历第六大案。
熊廷弼是不会出城的，他已经打算好了，这几年，就做好缩头乌龟，最大限度的杀伤倭人武士。
“坚持守住，敌人不战自溃，德川家康他耗不起。”孙克毅没什么军事天赋，但局势他还是能看得懂的，德川家康拿小田原城这个乌龟壳儿没什么好办法，他既没有足够多的火炮，也没有足够多的重甲陷阵先登。
但凡是有一样，哪还有这么多的废话。
熊廷弼从桌上的塘报里，拿出其中一本，递给了孙克毅说道：“德川家康有一个谋士，名叫本多正信，此人多智，他给德川家康出了个对付大明的主意。”
“他让德川家康在京都竖立一个大大的雕像，纪念嘉靖倭患中，死难的大明无辜百姓，然后再去大明朝贡，因为去大明要先到松江府，先去松江府英烈祠磕头，一路磕头到京师，不朝见陛下，先跪在金山英烈祠前死命的磕头。”
本多正信非常明确地断言，德川家康朝贡，大明不会动手，因为大明要脸。
熊廷弼继续说道：“陛下是否赐予倭国国王的尊号，也无所谓，回到京都后，每年六月，德川家康都举行一次大型的国祭，吊唁亡魂，把口径改为倭寇荼毒大明东南，亦荼毒倭国本土，大明平倭，还了两国安宁，把一切罪责都推脱给当初的倭寇，唯有如此，才能休养生息。”
“而后请命大明皇帝宽仁，松一松脖子上的缰绳，少一点倭奴贸易种种请求，大明皇帝不答应，反而显得大明小气了。”
“本多正信认为，这是倭国唯一的生路，或者说，大明朝中那些掉书袋，整天还喊着柔远人的士大夫，是他们唯一破局的关键，是他们倭人的盟友。”
“可惜，德川家康没有采纳，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解法，进攻关东平原。”
“这个本多正信，有点该死了。”孙克毅看完了塘报，面色一变，他忽然觉得，刺杀偶尔也可以搞一搞，不要那么死板教条，比如这个本多正信，就可以尝试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