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大亨眉头一皱问道：“还有吗？”
“你没注意到，这篇文章没有署名吗？”王家屏提醒了一下萧大亨，萧大亨很有才能，短短几十个字，他能结合阶级论，把这篇文章理解的如此透彻，但他又不太注重人事变动，这对他非常不利。
这也不怪萧大亨，他做少司寇没多久，以前都是别人掌控他的命运，成为明公时间短，一时间还没转过弯来，还陷在事务官的逻辑里，而再往上爬，就要有政务官的思维了，更明确地说，需要精通斗争。
阶级论斗争卷，朝臣们保持着一贯的默契，没有大规模的刊印。
“的确没有署名，确实很怪，往常邸报转载，都有名字的。”萧大亨这才意识到了，这篇文章没有署名，这背后就有很多深意了，陛下在保护这个人。
“袁可立？”萧大亨稍微想了想，给了个人选。
这篇文章很锋利，甚至是以皇帝为样本进行讨论，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少年气，少年气，最是难得，少年气包含了对不公的愤怒。
有少年气，代表这个人很年轻，他们这些老狐狸，早就对这些熟视无睹了，反而看不出问题来。
这个人还要托庇于陛下圣恩之中，完全没有自保能力，答案立刻呼之欲出了。
王家屏笑着说道：“就是他，一个叶向高，一个袁可立，都是良相，你可以多接触接触，能帮就帮一帮，算是有份香火情。”
“天下事坏就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成也成在这里。”
“我明白了，多谢大司寇提点。”萧大亨立刻听出了王家屏的意思，其实他不是很喜欢王家屏的做派，尤其是这种精于世故，刻意钻营的样子，但他还是决定照着王家屏说的做。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分帮衬，多一个敌人，就多一分阻力，搞政治嘛，其实特别简单，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人多势众，以多欺寡，就赢了，陛下在斗争卷里，写的再明白不过了。
“我这里还有篇文章，你签个名，我就呈送御前了。”王家屏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本奏疏，递给了萧大亨，这就是提携。
萧大亨看完了奏疏，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有些不确信地问道：“大司寇，陛下看了这奏疏，不会生气吧？”
“不会，陛下正年轻，春秋鼎盛，这点杂音，完全能够容得下，非但不会生气，大概会转发邸报。”王家屏满脸笑容的说道：“这做官，有的时候，名声也很重要，什么是名声？你得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名字。”
“谢大司寇。”萧大亨郑重行礼，这是提携之恩，他不会忘。
王家屏受了这一拜，又聊了半刻钟，送走了萧大亨，他站在门前，看着门前朴树吐出的嫩芽，一代新人换旧人，他年纪也不小了，也要为次辅的候选人考虑一下了。
别的不说，萧大亨很能干，交给他的事儿，无论办得好不好，他都能办成，这个能，已经非常难得了，不能指望大明满朝文武，都是张居正、戚继光。
奏疏呈送御前，朱翊钧刚刚结束了每日操阅军马，他翻开看了两遍，眉头紧蹙地问道：“张大伴，你说王次辅、张司徒、萧司寇是不是在骂朕残暴？”
“是吧？”张诚小心翼翼地说道：“臣愚钝。”
张诚的确看出了这个意思，但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他看不明白，他不敢胡说八道，要不然他的义父张宏，又该踹他了，他怕自己一个不小心，成了进谗言的佞臣、历史的罪人。
大明处于巨变之中，一些事儿，还是谨言慎行的好。
奏疏是张司徒张学颜写的，攻击力极强，王家屏进行了斧正，对一些词句进行了温和化的处理，但依旧非常锋利，讨论的内容，是一人之暴和众人之暴。
一人之暴很好理解，一个君王的暴政，主要说的是君权，其次引申的含义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
众人之暴，意思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张学颜十分明确的指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只会是一个短暂存在的现象，通常只在改朝换代的大乱之世，短暂存在。
从漫长的历史来看，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才是长期存在的。
“即便是在大乱之世，其实主要还是少数人的暴政。”朱翊钧尤其注意到了张学颜从一开始就强调，一人之暴，少数人的暴政，才是常态。
而少数人的暴政也有区别，狭义上的一人之暴，就是君主暴政，即君主之恶；而广义上的一人之暴，则是少数人组成的集体，对多数人组成的集体的暴政，即治人者之恶；
张学颜第一次将君主暴政和统治阶级暴政进行了定义上的区分。
在张学颜看来，君主之恶是可以约束的、可以压制的，因为皇帝就只有一个，大明实在是太大了，皇帝距离万民实在是太远了，君王作恶，传导到百姓身上，需要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而且还有仁人志士们去反复上谏、阻止。
比如世宗皇帝晚年怠政，海瑞抬棺上谏，世宗皇帝根本无法处置，杀了海瑞，海瑞就是千古流芳的比干、直臣、谏臣；而世宗皇帝就成了纣王；
所以，嘉靖皇帝就只能冷处理了。
而治人者之恶，是不可控的，是不受约束的，是不可压制的，因为和君主之恶相比，治人者是一个集体。
治人者之恶不仅杀人，这个集体还要占领道德高地，还要给被害者扣上一个卑鄙小人的帽子，让你遗臭万年。
“海瑞罢官。”朱翊钧面色凝重，这是张学颜对治人者之恶举的例子，这四个字有点沉重，朱翊钧从来没想过这四个字，有如此沉重的含义。
嘉靖皇帝拿海瑞没办法，但大明的官僚们，对海瑞就有太多太多的办法了，海瑞是怎么被罢官的？他遭遇了围猎，围猎不成又遭遇了捧杀，最终海瑞只能致仕归乡，而后对他的谣言，几乎从无断绝。
君主之恶是可以遏制的，治人者之恶，统治阶级的恶，需要遏制，但如何遏制呢？张学颜从理论上，没有找到办法，历代先贤们，其实也在寻求这个答案，找了这么多年，也没找到，否则早就没有改朝换代了。
但从万历维新的实践中，似乎找到了一种办法，那就是用君主之恶来约束治人者之恶，皇帝十分残暴，四处杀人，对势豪豪右、官选官从不温和，这种君主之恶，在实践中证明，可以有效抑制治人者之恶。
所以，这个贯穿漫长历史的问题，如何遏制治人者之恶，似乎就有了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但还算合理的答案，用君主之恶去遏制。
“恶人自有恶人磨，朕就是那个最大恶人，所以其他的恶人都怕朕。”朱翊钧乐呵呵的对着张诚说道，正如王家屏预料的那样，朱翊钧对这本奏疏中的指责，也就是说他残暴这件事，并不在意。
怕？怕就对了，不干坏事的袁可立、张学颜，甚至在奏疏里骂了皇帝，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不做亏心事，不怕恶鬼敲门，做了亏心事，就要事事担惊受怕，生怕皇帝找上门。
那这个矛盾，就转换为了如何系统性筛选出这个明君圣主一般的最高统治者。
“没了？”朱翊钧翻动着手中的奏疏，这本奏疏到这里，戛然而止，再没有下文了，怎么筛选出来这个人，又如何让这个人稳定的坐到最高统治者这个位置上，张学颜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
朱翊钧仔细想了想，也明白张学颜不能再往下谈了，再往下谈，就涉及到了一个不可触碰的问题，也就是阶级论第四卷的帝制必亡的问题上，能力、天赋不随血脉传承，传承的只是财富和地位罢了。
在论证“帝制必亡”之前，这个问题，确实无从谈起。
作为皇帝，他没有把写好的第四卷放出去的意思，眼下没那个环境，超出半步是天才，超出一步就是妖孽了。
而张学颜这一切讨论，都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在讨论，也就是生产力大发展的当下。
如果皇帝想要遏制这种现象，要做的事儿，就是停止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
比如停止丁亥学制的推广、减少普及教育的普及率、取缔薪裁所将生产关系退化、取消官厂制、关闭格物院、逐渐减少开海的规模等措施，来阻止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张学颜这话已经非常明确了，大明已经从万历初年那种风雨飘摇的状态走了出来，哪怕是反贼，也必须承认，大明已经中兴，如果皇帝选择保证皇权的稳定，现在就可以踩刹车了。
万历十年到万历十五年，是维新最危险的十五年，十五年到三十年，停下仍然可以选择，万历维新已经二十六年，现在停还停得下来，再过几年，就是皇帝也没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了。
对于这个结果，包括王家屏、萧大亨在内仍在朝廷的朝臣，可以接受这种选择。
但朱翊钧不接受这个结果，停下？就是能做到，他也不会做，因为停下，意味着朱翊钧这个皇帝，就无法站着当皇帝，只能跪着，他腿脚不好，鱼死网破也跪不下去。
“转发邸报吧。”朱翊钧最终没有在这篇文章多加一个字，其实这是大明明公，对大明未来走向的思考。
五月初七，朱翊钧在晏清宫，收到了一份不是捷报的捷报，熊廷弼从小田原城发来了一封奏疏，德川家康率领主力抵达了小田原城，经过了数日的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惨烈的伤亡，最终他精心构建的城外防线，全部被德川家康摧毁。
德川家康的主力，合围了整个小田原城。
熊廷弼在关东平原发布了征集令，再次征集了一万五千人，驰援小田原城防守，现在进入了守孤城的阶段，这在熊廷弼的预料之中，这架庞大的绞肉机，正式开始绞肉了。
“小田原城合战，将会吹起倭国覆灭的号角声，无论德川家康胜利与否，倭国都输了。”朱翊钧看完了奏疏，得到了一个结论。
小田原城双方云集了不下于三十万的武士，如果这些武士，受伤、死亡人数超过了一半，倭国就非常危险了。
不过伤了、死了十五万武士，占倭国总人口数才不过2.3%左右，而且里面多数是负伤，而不是死亡，怎么就可以断定倭国覆灭？
死了还好点，受伤更加麻烦，受伤还不如死了。
朱翊钧当皇帝二十六年了，他不是十岁小孩了，2.3%是对总人口的占比，是选择错误的基数的统计学骗局。
武士都是壮丁，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青壮年男子，都是主要生产力，这2.3%总人口的伤亡，是两成到三成的壮丁损失，倭国至少损失过半的生产能力了。
这一战打完，无论谁胜谁负，都是倭国彻头彻尾的输了，因为这一战打完，倭国人口结构将彻底崩溃。
从徐渭、孙克毅到大明朝廷明公，给德川家康出的办法，都是维持现状，什么都不要做，跟大明皇帝对赌，赌皇帝命短，赌大明巨变，无暇东顾，有个喘息之机。
因为眼下倭国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无论做什么，都只会加剧倭国的灭亡。
可惜，德川家康等不得，倭人先下定决心，再看方略的文化，就决定了他只能赌，赌熊廷弼会逃跑，赌收复关东平原，不会出现巨大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