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方”粉店旁边的那条巷子，入夜后就变成了烧烤摊的天下。
几张折叠桌往路边一摆，塑料凳子随便撒几把，头顶挂一串昏黄的灯泡，烟火气就这么升起来了。
夏天的夜晚也不需要遮阳棚，透风、凉快。
旁边几张桌子上喝多了的人已经开始赤膊上阵了。
一阵阵的划拳声、劝酒声、吆喝声不绝于耳。
林正宇到的时候，钱峰已经坐在角落的位置上了。
桌上摆着两瓶啤酒，一瓶开了，一瓶还没动。一大把羊肉串、牛肉串、五花肉串躺在铁盘子里，油滋滋地冒着热气，旁边是两个烤得焦黄的馒头片。
“来了。”钱峰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坐。
林正宇拉开塑料凳子，在他对面坐下。
钱峰把没开的那瓶啤酒推过来，自己拿起开了的那瓶，仰头灌了一大口。
喉结滚动，酒液下肚。
他把瓶子往桌上一顿，擦了擦嘴角。
“今天那个庭前会议，你怎么想的？”
林正宇没急着回答。他拿起啤酒瓶，在桌沿上磕开瓶盖，给自己倒了半杯。
“你先说。”
钱峰盯着桌上的羊肉串看了一会儿，没动筷子。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他的声音比白天低了几分，少了那股公事公办的硬气。
“这个案子，我就是想打得重一点。”
林正宇端起杯子，没接话。
他拿起一串羊肉串，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又放下了。
“我不是针对你。我知道你办案有你的路子。但这回，我就是想让那些有心思砍医生的人看看，敢动手，就得付代价。”
林正宇把杯子里的啤酒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
“我理解你的意思。”他把杯子放下，“但罪名、年数，还是得跟着证据走的。”
钱峰的眉头动了一下。
“你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该判多重，得让证据说话。”林正宇的语气很平静，“不是你想打重就能打重，也不是我想打轻就能打轻。”
他看着钱峰的眼睛。
“不然，以后谁还愿意相信法律？”
钱峰沉默了。
巷子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浓，隔壁桌有人在划拳，声音很大。几个穿着背心的中年男人喝得满脸通红，嚷嚷着什么“五魁首”、“六六六”。
钱峰又灌了一口酒，把瓶子放在桌上，转来转去。
“我跟你说个事。”
他的声音忽然变轻了，像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我爸年轻的时候是乡镇卫生院的医生。”
林正宇微微一愣。
“以前没跟你提过。”钱峰低着头，看着手里的酒瓶，“八几年的时候，乡下条件差，什么病都往卫生院送。我爸一个人，又要坐诊又要出诊，忙得脚不沾地。”
他顿了顿。
“有一年冬天，镇上一个孩子发高烧，家里人半夜敲门，把我爸叫去了。我爸骑着自行车，顶着风雪跑了十几里路，到的时候孩子已经烧得说胡话了。”
钱峰的手指在酒瓶上敲了两下。
“我爸给孩子打了针，开了药，折腾到天亮才回来。第二天，孩子退烧了，没事。”
“然后呢？”林正宇问。
“然后？”钱峰苦笑了一声，“然后那家人来闹了。说我爸用的药不对，说孩子差点烧死，要我爸赔钱。”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我那会儿才上小学，放学回家，看见一群人围在我家门口骂。骂我爸是庸医，骂我爸草菅人命，骂得难听死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爸就站在门口，一句话不说，脸涨得通红。我妈拉着我躲在屋里，不让我出去。”
林正宇没有打断他。
“后来呢？”
“后来……”钱峰把酒瓶放下，叹了口气，“后来镇上来人调解，说我爸救人有功，不该被冤枉。那家人也知道理亏，骂了两天就散了。”
他抬起头，看着林正宇。
“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场景。一群人围着我爸骂，我爸一个字都不敢还嘴。”
巷子里的喧嚣似乎远去了一些。
钱峰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我那会儿就想，要是有个人，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就好了。不用多，就一句，说我爸没做错，说那些骂人的人才是混账。”
他看着林正宇的眼睛。
“后来我学法律，当检察官，一直记着这件事。”
他顿了顿。
“所以这个伤医案，我想打得重一点。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考核，就是……”
他没说完，摇了摇头。
林正宇沉默了一会儿。
他端起杯子，和钱峰碰了一下。
“我明白了。”
两人各自喝了一口酒。
“但你也得明白我的意思。”林正宇放下杯子，“这个案子，我不会因为同情医生就判得重，也不会因为同情被告就判得轻。”
他看着钱峰。
“我就看证据说什么，事实是什么。该怎么判，我在判决书里写清楚。”
钱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
“你这人……”他忽然笑了，“真是死脑筋。”
“彼此彼此。”
两人对视一眼，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