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时，莫说扬威异域，便是平定西南、开拓西域、收复辽阳、横扫漠北，都要等很多年。
虽说江南的情况稍好于北方，却也是满目疮痍。连年战乱摧毁了原本的基层治理体系、农业基础和人口规模，大量熟田荒废，百业凋零。
即便石山一直刻意控制战争规模，尽量保全核心产粮区，靠数年积累积攒下的家底，依旧不足以支撑一场覆盖数千里战线，投入数十万兵力的灭国大战。
当下，唯有以时间换积累，每多做一分准备，未来的统一之战便能少一分波折、少一分损耗。
实际上，自开朔五年下半年至开朔六年上半年，汉国上下除了控制战争规模，与民休息外，还在为北伐进行紧张的前期准备，包括且不限于以下政策调整：
其一，颁布《流民复耕令》，固本培元，盘活根本。
第一条归乡免罪，解决流民后顾之忧。
凡避祸山林，结寨自保，或依附各路叛军者，只要放下刀兵，返乡归农，一律既往不咎。
第二条无主荒田就地占耕。
各地战乱绝户田、逃亡地主田、蒙元权贵官田，尽数收归公土，允许流民就近开垦，先耕先得，就地确权。直接以土地实惠笼络底层人心，让百姓有田可种，有家可归，有利可图。
第三条轻徭薄赋。
新垦荒地免征三年赋税徭役，熟田减半征税，仅保留最低限度军需粮草，根除乱世以来层层盘剥、苛捐杂税的弊病，让百姓得以喘息。
第四条柔性兜底。
若有旧族回迁认田，不强行夺佃，采取公私分产，主次分配，荒田补偿的柔性方案，兼顾新老利益，平衡佃户与地主双方利益，杜绝因田产纠纷引起的地方动乱。
此条旨在安抚地方士绅、大族，尽量缩小统治对立面，确保地方先快速安定下来。
战乱七年，天下最大的隐患是流民，最大的财富也是流民。此令重在快速盘活荒废耕地，避免地力闲置；将大量隐匿流民转化为编户民，直接补充粮食产出、后备兵源与劳役人力。
其二，颁布《劝农贷种令》，精准解决民生痛点。
一是官府设立简易劝农官，不深入乡里强管控，只在州县要道、集镇设点，为复耕流民托底。
二是公家粮仓结余粮种、缴获元廷囤积的耕牛、农具等，可低息借贷给贫苦农户，约定丰收后低息归还，无力偿还，可折算劳役抵偿，最大限度降低复耕门槛。
三是鼓励邻里互助、乡社联保、村落抱团垦荒，官府只做引导，不强行编组、不摊派任务，贴合民心，快速恢复乡村生产秩序。
此令重在解决战乱后缺种子、缺耕牛、缺农具的核心痛点，降低流民复耕的门槛；以物资笼络底层民心，快速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军粮产出。
其三，颁布《荡平散寇令》，低成本肃靖各地贼匪。
乱世多年，山野匪寇、乡寨私兵、宗族私斗皆是治安顽疾。
一是采取精准区分、分类处理的策略。
对穷凶极恶、劫掠屠民的贼匪重拳围剿，斩尽杀绝，以伸民怨；对占地自保的乡勇堡寨，以解除武装，许其复归编户为主，不逼反地方势力。
二是禁私战严律令。
严令禁止宗族、村落、豪强私斗。凡私战作乱，官府即刻出兵弹压。
此令旨在以最低成本肃清乱世积弊，避免全域用兵，而陷入治安战泥潭，让乡村尽快恢复安宁，让百姓敢出寨堡耕作，商旅敢于通行乡间，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其四，颁布《弛禁惠商令》，盘活市井，充盈国库。
乱世以来，各地军阀、官府、豪强私设关卡，层层盘剥，严重扰乱商品流通秩序。
一是尽数撤除私卡私税，只留正规官税，明定税则，杜绝官吏贪墨盘剥。
二是放开日常物资全域流通，鼓励粮食、耕畜、农具跨区域贩运，平衡各地粮价，缓解荒年隐患。
三是保护行商安全，主航道、主干道派驻少量巡逻兵卒，打击劫商盗匪，给商旅基本保障。
四是开放港口，鼓励百姓参与近海和远洋贸易，对往灾区运送粮食，进口稀缺造船木料、铜锡等华夏稀缺矿产的商队，实行入关减税政策。
此令旨在盘活市井手工业，稳定城市民心，并增加商税税源，降低国家对田赋的依赖。
其五，颁布《宽刑省法令》，化解民间矛盾：
一是废除蒙元乱世苛法、异族苛政，删繁就简，只保留杀人、劫盗、叛逆、屠民四项重罪重判。
二是释放轻罪囚徒，罚其垦荒劳作赎罪，化闲散人口为建设劳动力。
此令重在降低行政运行成本，适配新生政权薄弱的基层治理能力；减少法条压迫，缓和社会矛盾，塑造宽仁安民的新朝形象，强化政权合法性。
其六……
一套组合新政颁布落地，步步为营，贴合当下乱世收尾，新朝初创的国情，不冒进、不折腾，只为快速攒钱粮、稳民心、保战力。
内政稳步蓄力的同时，汉国外线布局同样悄然提速。
荣军社远洋商队休整完毕，第二次扬帆出海。杨通贯奉汉王之命，率四百官兵随行护航，远赴南洋龙牙门（马六甲海峡）。
此行的目的，不止是通商牟利，更是为汉国搭建南洋据点，整合当地部族，稳固海上商路，悄然开启华夏经略南洋、布局西洋的全新篇章，积累源源不断的海外财源，并拓展海上疆域。
在此期间，石山还在江南形势基本稳定后，针对红巾军火烧大都，张士诚投降元廷，李思齐围困开封等一系列事件，引发江北局势快速演进，调整布局。
下令汉军大规模移防，将主力分批调往江北或核心江防城池，并针对江北地形特点，展开平原大兵团作战适应性训练。
不过，江南、湖北、江淮等地已经吞进了汉国肚子里，无人能够挑战汉国的统治地位，以上基于维稳增收，且尽量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都很容易执行。
但汉军真要北伐，还必须解决“以何种身份”“如何定性蒙元”的政治关卡——名分。
换而言之，就是以汉国如今的体量和即将统一天下的大目标，石山继续称王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是时候建立全新国号，称帝，并拿出“团结谁、打倒谁”的北伐纲领了。
这不仅仅是名号的改变，更是对整个时代和历史叙事的重新定义。
实际上，汉国文武已经开始劝进，但不等“三劝三让”的程序走完，江北却出现了一个突发情况，让石山不得不提前发动北伐。
……
ps:劝进，是功臣、百官、地方耆老、藩属等共同上书，恳请势力领袖顺天应人，正位称帝的政治仪式，并不是单纯客套谦让，而是古代王朝合法性的核心闭环。
其“标准”流程是“三劝三让”，但也有另类，比如宋、明两朝开国皇帝只象征性地“让”了一次，就赶紧登基，显得非常仓促。
宋太祖赵匡胤在五代乱世那种背景下，被部下黄袍加身，不同意登基就得死全家，很好理解。明太祖朱元璋也急不可耐登基，则有些费解。
照说，他勤奋好学，又极度重视以“纲纪”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懂其中“规矩”的可能性较小，实际情况可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