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年终岁末，本应该是举国欢腾，喜迎佳节新春的好日子，蒙元朝廷却是在一片狼藉与糟心中草草收官。
塞外龙兴之地，噩耗最是扎心。
上都开平被红巾偏师攻破焚毁，意味着元廷不仅丧失了对中原汉地的有效控制，现在连自己起家的草原腹地都无力守护，所谓“统御草原、震慑天下”的祖宗基业都守不住了.
中原腹里，局势更是荒诞。
孛罗帖木儿所部倾尽元廷所能动用的兵力和钱粮，终于逼降了称王多年的反贼张士诚，这本是近几年罕见的大胜利，本该借此震慑四方叛寇，收拢民心威望。
可元廷此刻却是内患不断，急需稳住形势，早没有了当年杀伐决断的魄力，只是一番口头惩戒，再分封其麾下部将，便试图瓦解其部，让张士诚依旧掌控属地财税，美其名曰抵御汉军。
连绝境归降的叛王都不敢动，哪有朝廷威仪？只会让天下群雄看破元廷的虚弱。
山西，更是沦为军阀私斗的修罗场。孛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两大军阀，眼中只有地盘与私利，在这块表里山河之地反复拉锯大战，公然行割据之实。
大都朝堂之上，文武群臣却深陷派系党争，凡事不问是非，先看站队。与己方派系敌对的军阀，便是上书弹劾，恨不得置其于死地；与己方派系交好的势力，则刻意无视，乃至百般包庇。
只是，他们吵得再凶，也只是耍耍嘴皮而已。
大敌当前，元廷还要仰仗这两个军阀抵抗汉军，不可能真冒着逼反他们的风险，宣布其中一方为叛逆，实际没人能制止这场内斗。
至正十八年新年刚至，大都再爆惊天大丑闻：
当朝左丞相搠思监，身居人臣之巅、手握辅国重权，不思匡扶社稷，安抚天下，反而公然广收贿赂，更纵容家人亲信私印宝钞，盘剥万民膏脂。
蒙元货币制度本已摇摇欲坠，如今连左丞相这样的顶级权臣都开始触碰这条禁线，足以说明元廷的法度已经沦为摆设。
元帝妥欢帖睦尔初闻此事，也曾龙颜震怒，却只是怒了一下，随后又没了声息。
右丞相太平深知眼下朝堂派系平衡脆弱到极致，一旦严惩搠思监，必然引发派系倾轧、朝堂崩塌，本就混乱的朝政将彻底失控。
为了保全宰相体面，平息无休止的内斗，勉强维系朝堂运转，太平力保搠思监，让其继续留任。
这段时间，太平外抚诸侯，内稳朝堂，终结张士诚之乱，按住丞相贪腐之弊，朝野称颂，声望一时无两，短暂压制了朝堂各方躁动势力。
终于能够压制住两方的声音，连一直上蹿下跳急欲夺权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也迫于太平的威势和人心所向，暂时收敛野心，蛰伏隐忍，大都终于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平静。
但太平此举看似充满政治智慧，实则罔顾国法，动摇元廷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根基。
妥欢帖睦尔已经彻底摆烂，经年累月沉溺声色享乐，倦怠朝政，对天下狼烟、百姓流离和社稷倾覆之危都视而不见，一心只想逃避现实，苟且偷安。
蒙元最高权力长期缺位，朝堂失去约束，各方力量无法团结一致，乱象只会愈演愈烈。
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野心勃勃，绝不会因为眼前的小挫就轻易放弃。
他只是暂时蓄力蛰伏，暗中继续拉拢武将、培植党羽、联结派系，夺权之心从未熄灭。眼下短暂的朝堂安稳，不过是为了日后更血腥、更彻底的权力洗牌积蓄力量。
自至正十一年开始，连年战乱，年年形势又有不同，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反元战火逐年北移，一步步推进蒙元腹心，元廷对天下的掌控力断崖式下跌，内部矛盾彻底失控，亡国之兆尽显。
山河两分，南北异势。
相较于北方的腐朽溃烂，内乱不止，民不聊生，江南大地则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开朔五年（公元1357年)下半年，汉军徐达和卞元亨两部兵马南北夹击，默契配合、步步推进，以压倒性的战力横扫南方残元势力与割据土寇，基本平定湖南、广西绝大部分州县。
如今，仅剩西南、南疆少数深山羁縻地域尚未进驻。
这些区域群山阻隔，交通闭塞，开发度很低，属于典型的穷山恶水之地。当地土司盘踞数百年，宗族势力根深蒂固，山民悍勇。
纵使不顾粮草和兵员的巨大损耗，强行将其打下来，短时间内也难以全面改土归流，税收所得不足以覆盖维稳成本，属于典型的“打得下来，守不住、养不起”之地。
即便部分地区具备改土归流条件，也非开国阶段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对这些地区，石山暂时维持羁縻统治。只要当地土司承认汉国统治，并保证不再私相攻伐，即可保留土兵编制和乡土治理权，继续做他们的土皇帝。
相应的，土司需承担战时随军协防，每年缴纳定量土贡的义务，以藩属之制暂时稳住南疆的责任。
当然，汉国毕竟才收复大半江南，大部分地区动乱多年，旧势力盘根错节，蒙元百年统治遗留的积弊深重，依旧存在豪强抱团抗税、山野土匪劫掠、宗族私斗作乱等乱世“惯性”导致的乱象。
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最大的动乱规模不过千人上下，顶多劫掠乡里，或短时攻破一两座偏远小城，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掀起破州连县、撼动汉国统治根基的大乱。
历经汉军数次铁血清扫，江南大局已经基本稳固，只要正面战场不遭遇毁灭性的大败，暂时还没人敢跳出来，挑战石山的统治。
回望至正十一年，黄河掘出独眼石人，其背部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谶语，震动大河南北，饱受压迫的百姓以为天意亡元，民心浮动，群雄并起，动乱迅速席卷长江南北。
七年时间，遍地狼烟，尸骨累累。
如今，江南、江淮、湖北等地终于被“现世石人”石山平定，硬生生将崩坏的天下拽回正轨，让饱受战乱之苦的千万百姓，第一次看到了乱世终结，太平将至的曙光。
但七年大乱，还是对天下生产秩序、社会结构和人心都造成了不可逆的巨大伤害。
无数百姓为躲避兵祸，舍弃田地家园，遁入山林水泊，结寨自保，还有大量流民落草为寇。尤其是偏远山区、河湖泽地，更是匪盗多如牛毛，严重影响地方秩序。
而蒙元近百年腐朽统治，积压的阶级、民族等深层矛盾，只是被此前频繁不断的战乱和灾荒等生存危机暂时掩盖，并不会随着旧官府被打倒，新朝建立就立即消亡。
甚至在一些偏远地区和汉国统治薄弱地带，在改朝换代的权力混乱期，部分地方豪强、宗族势力、投机之徒等利益群体反而会更加肆无忌惮，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让新朝维稳治理难度陡增。
但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博弈各方经历了长时间的互相杀伐，已经力竭胆寒。上至诸侯军阀、豪强士族，下至流民百姓、市井小民，皆渴望重定乾坤。
只要汉国能够持续展现平定乱世的实力与魄力，给百姓活路，给地方秩序保障，给天下希望，纵使些许反动势力心怀叵测，也不过是逆潮流而动的螳臂当车，掀不起什么大浪。
因而，在初步平定湖南、广西，独霸江南后，石山并没有立即挥师北伐，而是以“修养民力”为名，暂时按下兵戈。
天下一日不平，神州百姓就要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汉国也需要花费大量钱粮养兵备战。
但石山暂缓北伐，并不只是单纯为了安抚新控制区的民心，稳固自己的统治，更深层的原因，是一场灭国级北伐，容不得半点草率。
汉国虽强，粮草、兵甲、战马、军械等物资单位时间产出却有上限，不可能无限供给和消耗。
而北伐蒙元，是毕其功于一役的灭国之战。要么不打，一旦开战，便是倾尽举国之力，扫灭蒙元、一统北方的终极决战，绝无中途妥协的可能。
可江北大地本就民生凋敝，又被这些年的战火彻底打烂。田地荒芜、十室九空，粮储枯竭，整片北方腹地彻底失去了自给自足的能力，便是当前的现状。
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明知汉军即将北伐，仍要搏命厮杀，也不全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北方真的养不活这么多兵马和百姓。
他们养了太多兵，却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喂饱他们。若不主动将这些“多余的人”送到战场上消耗，就会被境内此起彼伏的饥民暴乱折腾得精疲力尽，照样不可能集中力量对抗汉军。
对石山来说，也一样。若是汉军仓促北伐，即便凭借强横的战力，收复了中原、燕云传统汉地，也会面临无粮赈灾、无民实边、无人力治理的致命困局。
新得之地无法快速建立有效统治，数十万大军就必须常年戍守边境，消耗远驻守江南所需的钱粮，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反复拉锯消耗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