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纷争，天下大势从无恒定，会随着各方势力的强弱消长，而剧烈变化。一方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沉沦；一方的横扫碾压，注定会打碎旧时代所有的规则与侥幸。
汉军以雷霆之势扫灭徐宋，不仅仅是覆灭了一个割据政权，更是向天下所有割据势力，展示了汉国碾压级的战争实力与一统天下的野心。
汉军兵锋所至，山河震荡，最直观的变化便是盘踞湖广的蒙元残余守军，心态迅速崩塌。一旦失去山川险要的庇护，他们就很难生出拼死顽抗汉军的勇气。
短短数月时间，汉军第一军便横扫湖南（非后世湖南概念）东南部，接连攻克沅州路、武冈路、永州路、郴州路、桂阳路、道州路、全州路二十余城，可谓势如破竹。
随后，徐达又亲率大军，沿灵渠水道南下，兵锋直指静江路治所临桂（今桂林市）。
一千多年前，秦始皇为平定岭南百越之乱，下旨开凿灵渠，贯通湘江、漓江两大水系，硬生生打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的交通壁垒。
凭借独一无二的水运之便，静江路早早就脱离蛮荒，历经千年开发，商贾云集、文教（相对）兴盛，稳稳坐稳了岭南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位置。
蒙元近年为加强对岭南的控制，便将静江路定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治所。但这座被元廷寄予厚望的南疆重镇，也只在汉军炮火下坚持不到半月时间，就宣告投降，归入汉国版图。
徐达随后亲自坐镇临桂，安抚受惊百姓，甄别蒙元旧官，整编元军战俘，严厉惩治负隅顽抗、暗中煽动动乱的顽固分子。短短数日，乱象渐消，民心渐稳。
在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永远都是手握大量地方资源的士人。
天下易主，底层百姓只求安稳活命，而士人所求的却是家族延续、门第荣光、世代权位。
静江路平定之后，当地一众有名望的士人纷纷主动登门，想要拜见汉军主将徐达，打探新朝规矩，为自己和家族谋求后路。
徐达悉数接见了这批岭南士人，态度谦和、礼数周全，当众宣讲汉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严惩贪腐的善政，鼓励他们摒弃旧朝执念，出山为新朝效力。但他没有对任何人私自授官，许诺职位。
这是汉国铁律，官员铨选归吏部统管，统兵将领不得私授官职。
随着汉国横扫江南，改朝换代的征兆愈发明显，对天下士子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无数观望中的读书人看清大势，纷纷抛弃摇摇欲坠的蒙元，争相投奔江宁新朝。
其中，便以茶陵州人刘如孙为典型代表。
此人曾考中蒙元举人，为躲避至正十二年的红巾军兵灾，辗转逃至临桂定居，平日以授徒讲学为生，逐渐积累了一些声望。
如今新朝初立，急缺人才辅政，正是沉沦士人鲤鱼跃龙门的最好时机。
刘如孙年满四十四周岁，自负才学，但在蒙元蹉跎半生，一直都没有入仕。他不甘心继续蛰伏林下，乃闭门数日，写下一篇《整饬戎行文教状》，呈递至徐达帐下。
以汉军的战力，平定整个湖广行省也只是时间问题，唯有将偏远之地纳入有效统治颇为不易，徐达正为此事烦恼，初见《整饬戎行文教状》名目，还当是一篇整军安民之策，心中颇有期待。
可细读全文之后，他才发现这篇奏状讲的是“刀枪入库后的民心安抚与科举改制”，格局极大。
刘如孙在文中直言，天下大乱的根源，关键不在军事，而在于文教废弛、礼法崩坏，士无忠君报国之心、民无尊卑有序之礼，故而乱象丛生、烽烟四起。
治天下与打天下的逻辑完全不同，想要长治久安，就不能只重军事，而必先重整文教、端正人心。但百年树人，仅靠朝廷推行官学，周期极长，投入极大，且难以迅速覆盖治下所有地区。
他建议汉国在兴办官学的同时，还应大力鼓励民间私学，由地方士人自主讲学育人，无需朝廷拨付经费，便可源源不断培育出有识之士，真正实现“不费国用而兴教化、得人才”的目标。
此外，刘如孙还将笔墨重点落在了科举改制之上。
直言汉国现行科举制度虽新，漏洞却极大：题目设置过于灵活、评阅标准模糊宽泛，人为操作空间极大，极易滋生舞弊、偏袒、徇私乱象，看似开放包容，实则对寒门学子极不友好。
他提出的核心主张是“欲变科举之法，当先革经义之弊”。建议朝廷统一科举经义体例、固化行文格式、细化评分标准，让科考文章如同行军布阵一般，章法固定、有迹可循。
如此，寒门学子即便没有名师手把手教导，也可以依托固定规矩潜心自学、踏实备考，规避权贵子弟依靠人脉和财力取得先机，或通过揣摩考官喜好投机取巧的情况。
很明显，刘如孙希望徐达能重视自己这篇呕心沥血之作，并将其转呈汉王，为自己换取进身之阶。
其文深入分析旧朝文教弊端，还非常贴心地为新朝推出“省钱”之策，以迅速稳住士绅，巩固核心统治，看似句句为公，心系天下文教。
但徐达追随石山数年，耳濡目染，眼界格局远超寻常旧式文武官员，隐隐觉得刘如孙所献之策，有些不符合汉王务实、革新、经世致用的治国思路。
不过，他为人稳重谨慎，深知兼听则明，即便心中再不认同，也不敢阻塞言路，依旧恪守臣子本分，借着向江宁上报岭南捷报的契机，将这篇《整饬戎行文教状》一并呈上，交由汉王亲自定夺。
千里之外，汉国都城江宁。
石山随手翻到了徐达递来的这篇策论，粗略看完，便漠然丢到一旁，眼中闪过一丝讥讽。
“不费国用而兴文教？”
世间从无免费的好事，朝堂政务、天下治理，概莫如此。
所谓的朝廷不花钱，百姓自发办学育人，看似节省国库开支，实则是将教化权、话语权、育人标准等关乎天下治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拱手让给地方士绅豪强。
私学兴盛、无官方约束，最终只会导致地方士绅垄断教化，操控上升通道，寒门子弟依旧无出头之日，朝堂选人用人，要不了多久就会尽数被豪门士族把控。
这种看不见的隐形成本，远比一时的国库开支昂贵百倍，是足以动摇国本的巨大隐患。
刘如孙笔下的所谓的良策，本质上是旧式士大夫为垄断仕途、把持文教，精心包装的私心诡计。
不过，刘如孙提出的统一科举体例、规范评分标准一事，倒是有几分道理，但也只有几分而已。旧式科举弊端很多，其中便有主观裁量权过大，考官好恶直接决定士子命运，导致舞弊乱象频发。
事实上，石山也早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已经在整改，只是思路完全不一样。
说白了，科举发展八百余年，历经数朝变革，早已走进了僵化的死胡同，无数读书人困在经义注解、文字雕琢的方寸之间，皓首穷经、百无一用。
若只是像刘如孙这般，在经义体例、行文格式上修修补补、螺蛳壳里做道场，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只会让科举愈发僵化，培育出更多雕词琢句、不通实务的书呆子。
想要让科举焕发新生，为国家选出真才实干的人才，唯有大刀阔斧彻底改革。
石山通过汉国举办的两次科举布局，大幅增加格物、算术、实务之类的客观科目分值，减少经义题权重，用客观标准压缩人为操作空间。
但这种思路，刘如孙这样的士人无法理解，或不愿理解，因为此举无疑拉低了经学的地位，也不利于他们和其徒子徒孙在新科举赛道上“弯道超车”。
相比于这篇迂腐不堪的策论，石山更感兴趣的是作者这个名字——刘如孙，字三吾！
这个名字让他隐隐有些熟悉，似是在后世影视片中看到过。貌似是在洪武大帝晚年跳出来，向朱元璋贴脸开大，掀起“南北榜案”的主谋。
他当即下令锦衣营探查此人底细，半个月后，一份详尽的密报便送到御案之上。
刘如孙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刘平野曾任元廷翰林学士。其长兄刘耕孙任宁国路推官期间，在汉军攻城时顽抗到底，城破殉元。次兄刘焘孙任常宁州学正，也死在了徐宋红巾军掀起的战乱之中。
其本人更是在元臣余阙殉城后，不忿汉国太保刘兴葛在《汉报》上撰文《安庆三年殇》，掀起华夷之辩，“肆意污蔑忠臣义士”，撰文《原华夷》。
在此文中，刘如孙公开立论，宣扬华夷之辩在德不在血脉，为蒙元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摇旗呐喊，驳斥汉人起兵反元的大义，是不折不扣的旧朝卫道者。
“好一个满门蒙元忠烈！”
石山放下手中的刘如孙情报，轻声自语，语气平淡。
此人之父在蒙元身居要职，两位兄长为蒙元死节，本人也为蒙元发声卫道，一家都是死硬分子！
如今，见新朝大势已成，便以为汉王不知其过往的黑历史，想要改换门庭，不惜主动献策投机，只求在汉国博取官位，延续家族荣光。
乱世人心之伪，士人之私，在刘如孙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石山身为一国之君，绝不会因个人喜恶阻塞言路，更不会直接诛杀献策之人。如此做的话，他又和蒙元，及其记忆中那个更黑暗动不动就掀起文字狱的野蛮朝代统治者何异？
正所谓论迹不论心，刘如孙未必是心怀歹意，反倒是有可能他真心如此想——这本就是大部分旧士绅的底色，不如此想反而奇怪了。
如今汉国疆域暴涨，各地官吏缺口极大，正是急需人才填充治理体系的关键时刻，哪怕是投机士子，只要可用、愿归顺，便有对应的处置之道。
杀人，哪有诛心好！
他既要敲打此人的投机之心，守旧之弊，也要给天下摇摆士子一个示范：新朝用人，看大势、看本心、看格局，绝不纵容食旧朝俸禄、念旧朝恩情、投机新朝权位的伪忠之士。
思索片刻，石山提笔在《整饬戎行文教状》文末批示如下：
“敕转吏部，授刘如孙临高县学正，附其开朔三年所作《原华夷》一文，令其自悟。”
临高县，隶属乾宁路军民安抚司（今海南岛），是中原士子人人闻之色变的瘴疠蛮荒之地。遍地湿热、毒虫肆虐、文教荒芜、民风粗野，是世人眼中的贬谪绝境。
但这道任命绝不是流放贬官，因为刘如孙以白身献策，直接获授朝廷正式官职，已然是新朝圣主不计前嫌，破格礼遇。
而临高县乃文教荒漠，也正需要刘如孙这种自诩“忠君卫道、精通文教”的旧式士人前去教化土著，传播礼法。
石山将刘如孙当年宣扬蒙元正统，否定汉家大义的文章，连同其任职文书一同送达。
就是要让这位满门元廷忠烈、自诩明理守道的读书人，身处蛮荒绝境，日夜对照自己当年的言论与今日的投机行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
昔日你言华夷在德不在血，为异族统治正名；今日汉家再起、光复山河，你却弃旧朝、投新主，投机求官。究竟何为大义、何为忠节、何为是非，全看他自己能否悟透。
悟不透，便终老蛮荒、虚度一生；
悟得透，也需踏实基层、赎罪履职，汉王别的没得，记忆特别好，汉国偏远之地也特别多。
不杀，却诛心，专治旧式士人的投机虚伪。
汉国大业蒸蒸日上，以至于刘如孙这等不忘蒙元的投机分子，也削尖了脑袋，想要在新朝延续和广大家族荣光。而另一方比石山起事更早的红巾军势力，此刻却陷入进退两难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