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看似是在布置任务，实际上是在向蒋居仁阐述一套完整的贸易管理体系。
减税和加税，看起来是简单的经济杠杆，背后却涉及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通过税率调整，可以引导民间商人的投资方向，鼓励他们从事对国家有益的贸易，同时抑制有害的贸易。
这套逻辑，要求制定政策的人不仅要懂经济，还要懂得国家的长远利益计算。
不同于情报站出于保密需要而设置，完全由情报科在汉王的直接指挥下运作，无需其他部门插手。
商部要制定这些政策，则可能涉及官员任免、财政分配、市场监管、外交规范、执法监督等，需要协调整个行政体系的力量。
因此，这类政策必须先提交政事堂宰相集体评估，修改完善，才能最终形成具体的文件下发，流程比较复杂，周期也更长。
此事很不好处理，但部门权力就是在一次次的协调中建立的，他当即躬身受命：
“臣遵旨！”
说罢，蒋居仁突然想起一件要紧事，正好与汉王交代的海贸政策有关，若是不趁机请示，日后再单独提及，阻力会大很多，询问道：
“王上，臣还有一事请示。根据蒙元旧制，番使带来的贸易货物，可享受税率减免政策。如今我朝初立，暂无番使来朝。
但南洋已经通商，日后难免会有番商冒充番使，借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规避关税；也难免会有真正的番使前来朝贡，其随行带来的贸易货物，该如何征税，也需明确。
此事商部与礼部职司交叉，可否就此一并理清明确双方职责，避免日后出现推诿扯皮之事？”
朝贡之事，自古有之。
其本质是宗藩体系之下，华夏王朝与周边藩属国之间的“合法性互认机制”——番国向华夏王朝称臣纳贡，承认华夏王朝的宗主地位，华夏王朝则给予番国赏赐、庇护，允许其与华夏进行贸易往来。
但蒋居仁所说的“番使贸易”，却是蒙元“创新”的制度，与古代朝贡和外贸有着本质的区别。
宋代以前，朝贡归朝贡，外贸归外贸，双轨并行，界限清晰。
番商只要在市舶司申领“公凭”（相当于如今的护照），按照规定缴纳“抽解”（即关税），就能光明正大地在华夏境内从事贸易活动，赚钱谋生；
而番使前来朝贡，带来的贡品由朝廷接收，朝廷则给予相应的赏赐，其随行人员带来的少量货物，也只需缴纳少量关税，或直接免税，但数量有限，不得大规模贸易。
蒙元建立后，却将朝贡与外贸强行揉在一起，搞得混乱不堪。
国内海商要想出海，必须先向朝廷“纳贡”，或充当朝廷的使者，前往海外诸国招抚，否则便不得出海；而随朝贡船队回来的外国商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能享受极低的税率，甚至免税。
这套制度存在明显的漏洞，时日一长，很多番商便打着“朝贡”的旗号，大规模运送货物前来贸易，公开规避关税，赚取巨额利润，导致朝廷税收大量流失。
这套粗糙而弊端丛生的制度极具“蒙元特色”，本应该随着蒙元的灭亡而彻底废除。
但在石山知道的另一个位面，推翻了蒙元统治的“新朝”，不仅没有废除这一弊政，反而将其发扬到了极致，制度化为“朝贡贸易”。
他们彻底禁止民间海商出海，把所有的海外商业活动都纳入朝贡的框架内，把番商完全物理隔绝，变海贸为朝廷的垄断事业。
结果就是，原本对藩属国有效管理的朝贡体系崩溃，“朝贡”也因“朝贡贸易”跟着变了味。
它不再是一种国际关系的表达，而是沦为了独家贸易的幌子。更糟糕的是，这套制度本身的闭塞性导致了海外贸易规模严重收缩，最终反而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石山志在驱虏复汉，开创新时代，自然不会走这样的“老路”，重蹈“闭关锁国”的覆辙。
闻言，他微微摇头，嗤笑道：
“朝贡是宗藩之间的礼仪往来，关乎国体与颜面；外贸是民间与番国的经济往来，关乎财税与产业，二者本就不是一码事。蒙元无知浅薄，将其混为一团，搞得乌烟瘴气，已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朝既高举驱虏复汉的旗帜，自当扫除蒙元积弊，岂能再闹这种笑话？
商部与礼部已然分设，各司其职。礼部掌管朝贡、礼仪之事，负责接待番使，处理宗藩往来；商部掌管外贸、市舶之事，负责监管番商贸易，征收关税，二者权责分明，不得交叉推诿。
今后，番使朝贡归礼部负责，番商贸易归商部负责，番使随行货物，若超出朝贡范畴，一律按番商贸易标准征税，绝不允许任何人借朝贡之名规避关税。”
蒋居仁大喜，他这番询问，看似是请示权责划分，实则是为商部争取更多的权力，将番商贸易的监管权、征税权彻底纳入商部麾下，避免礼部插手。
如今得到汉王的明确指示，商部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他心中的石头落了地，脸上却不动声色，躬身赞道：
“王上扫除蒙元积弊之志昭昭，远见卓识，非臣所能企及。是臣未能领悟王上的深意，不当有此问，有染圣听！”
“好了！”
石山自然能猜到蒋居仁的小心思，也不想听这些没营养的吹捧之词，摆了摆手，目光转向一旁的李端，继续吩咐道：
“我朝既要拨乱反正，将番使朝贡与番商外贸彻底分开，户部也须得会同刑部，尽快拟定番商管理条例。对番商的管理，要严于我朝百姓。
这些化外之民，若是在我朝境内生事，欺压百姓，窥探军机，盗取技术，或是勾结海盗和土著，损害我朝出海船队的利益，都要有律可循，从严惩处，不可姑息。”
李端心中清楚，番商管理条例的拟定，理论上讲，应该以掌管立法、司法的刑部为主，但番商的户籍登记、人员流动管理，归户部负责，户部也需给予专业的意见。
而且，最终所有条例，都要提交政事堂统筹审议，才能正式推行。
石山此时将这件事交给户部与刑部协同办理，既是对户部的信任，也是对他这个户部尚书的考验。
他清楚汉王重建章立制的决心，凡事都要把规矩摆在前面，这样才能稳定社会秩序，推动国家有序发展。李端没有丝毫推辞，躬身应道：
“臣定当亲自督办此事，会同刑部，尽快拟定番商管理条例，提交政事堂审议。”
“此外，”
石山其实是以这种形式，给政事堂安排后续的工作，索性一并吩咐下去，语气愈发凝重：
“龙牙门连接南洋和西洋，地理位置极端重要，是我朝开拓西洋贸易的关键节点。恰好彼处暂无成熟国家，只有少许部族，周边又不太平，海盗、土著袭击频发。
孤有意在彼处先设立一个小型据点，派驻少量军士和移民，保障我朝商船来往安全，加强对周边部族的监管，为后续布局南洋、西洋的行动打下基础。”
石山缓了缓，继续道：
“设立单个据点，用不了多少人。但日后海外贸易越做越大，南洋各地的据点会逐渐增多，需要的移民也会越来越多。出海万里，远离本土，生活条件艰苦，远非在本土可比。
若一味安置流民，或是流放罪囚，这些人本就对朝廷心存不满，时日稍长，他们在海外孤悬无依，必然会与朝廷离心离德，甚至可能聚众作乱，反而成为我朝的隐患，得不偿失。
因此，户部也要提前琢磨，制定相关政策，如何管理移民落籍海外、后代回迁、户籍登记等问题？如何保障海外移民的生计，让他们安心在海外扎根，为朝廷效力？
此外，天下战乱多年，南北人口密度差异极大，南方地狭人稠，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无地可种；而北方历经战乱，田地荒芜，人口稀少，且随着时间推移，北方人口比率越发低于南方。
南北人口、经济若是长期差异过大，就会埋下祸乱的根源，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咱们如今在江北安置混垦营，终究只是权宜之计，规模也不能太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
如何制定优惠政策，激励南方地狭人稠之地的百姓，自发向北方地广人稀之地迁徙，充实北方人口，恢复北方农业生产？”
海外贸易和移民、国内人口调整等等，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强盛汉国。但石山一人实现不了这些大目标，终究需要李端等臣子具体操作。
说到这里，他稍稍加重了语气，道：
“此事关乎北伐大业。户部务必重视，尽快拿出具体可行的措施。”
“耽误北伐大业”这顶帽子太大，李端可不敢将其戴在自己头上。他连忙躬身，神色极为严肃：
“臣定当殚精竭虑，牵头梳理相关事宜，绝不敢有丝毫懈怠，更不敢耽误北伐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