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攻灭徐宋政权之后，主力部队暂时转入休整状态，以减少粮草大规模消耗，缓解后勤压力，让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稍稍得以喘息，有精力扩大生产，为日后北伐大业积蓄民力与财力。
但休整不等于停滞，汉国的扩张步伐也从未停歇。眼下，汉军的对外用兵主要有三个重点方向。
一是湖广行省中部战场，由徐达统帅第一军自北向南稳步推进，逐步扫荡蒙元残余势力。
二是湖广行省南部战场，卞元亨统筹东海水师与山地营，先行率军渡海，夺取海南道宣慰司，控制南部沿海要道。
待奋武卫都指挥使吴六斤率领所部抵达广州，完成休整补充后，两军合兵一处，再顺势攻取钦州、廉州等沿海路州，彻底封锁湖广南部的出海口，切断蒙元残余势力与海外的联系。
其三，是湖北行省战场，常遇春统率擎日左卫、擎日右卫，自安陆府、荆门州北上，攻取襄阳路。
单从规模来看，湖广战区面积更为广阔，地形也更复杂多变，战役持续时间必然更长，投入的兵力与粮草也更多。
但从战略态势而言，湖广战区的南、北两面通道已被汉军牢牢封控，仅剩下西部与云南、四川相连的几条崎岖山路，蒙元残余势力想要获得外部大规模增援，难如登天。
因此，湖广之战虽耗时费力，整体难度却并不算太大，核心在于“稳”，而非“快”，既要攻城略地，更要安抚地方，避免留下叛乱隐患。
与之相比，湖北战区虽然只有襄阳路一处主战场，情况却更为复杂。
襄阳路素有“天下腰膂”之称，是经湖北行省北上中原、西进陕西的关键通道，拿下襄阳，便等于打开了汉军北伐的西大门。
此地与北面的南阳府有丹水（今丹江）、淯水（今白河）、泌水（今唐河）三大水系相连，两地同属南襄盆地，在地理上本就是一个完整的战略单元。
汉军想要攻取襄阳路，就必然要同时应对襄阳路与南阳府两地元军的反击。
更关键的是，南阳府的地理位置也颇为特殊，恰好处于陕西行省治所奉元路与江北河南行省治所汴梁路之间，且与两地都有官道直通。
无论占据陕西的察罕帖木儿，还是占据汴梁路的李思齐，为了保住自身利益，防止汉军进一步北上，威胁其统治，大概率不会对汉军进攻襄阳的行动坐视不理，必然会有所行动。
此前，韩宋两路偏师和张士诚、田丰搅乱河南、陕西和腹里等地，元军深陷战乱泥潭，分身乏术，只能眼睁睁看着汉军顺利收取淮北、淮东、湖北等地，一步步壮大势力。
但如今战略窗口期已过，江北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元军在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人的整合下，重新凝聚了部分力量。
虽说因常年战乱、钱粮匮乏，元军仍难以调集大规模兵力，暂时还不具备与汉军展开战略决战的能力，但早已不复往日被动挨打的窘境，局部还拥有一定的反击之力，甚至还有东西联动的可能。
汉军在江北的行动，也不能再如以往，只注重某一个方向，必须加强统筹。
石山从江夏班师返回江宁后，便召集朝中文武重臣，分析当前的天下局势，研究应对之策，并从政治与军事两个层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政治层面，核心是重新划定江北各行政区，理顺地方治理体系，强化中枢对地方的管控，同时兼顾地方发展的灵活性。
增设徐淮行省，其辖区涵盖徐州府至扬州府的一线大部分州县，治所暂定为淮安府。
淮安府治所山阳县经过张士诚这几年的祸害，人口与经济规模都有些小，但此地位置相对居中，且有大运河贯穿南北，连接黄河、淮河两大水系。
方便统筹南北各地民力，及时治理水旱灾患，加快恢复饱受战乱摧残的淮北、淮东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并依托运河保障漕运畅通，为前线提供稳定的粮草补给。
军事层面，增设第二军、第三军，进一步完善汉军的军事体系，提升部队的作战与防御能力。
其中，第二军总兵由李武担任，暂时节制镇朔卫、拔山右卫和骁骑卫，其防区划定为江北行省与淮扬行省，阶段核心任务是防范腹里元军南下。
并继续牵制汴梁路元军，为第三军在襄阳路、南阳府的军事行动提供掩护。
第三军总兵由常遇春担任，暂时节制擎日左卫、擎日右卫和抚军右卫，防区为湖北行省，阶段核心任务便是全力进取襄阳路和南阳府。
抚军右卫赵胜所部驻守峡州路和施州，还要湖北巡抚孙炎，招抚施州以南沿边溪洞招讨司等地的蛮部（大致为今恩施州南四县和重庆市石柱县），彻底堵死夏军东进的通道。
汉军由石山一手缔造，他在军事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且军级单位本就是随事而变，无需过度担心统军将帅拥兵自重。增设第二军、第三军之事，全凭石山一言而决，朝中文武并无异议。
但在增设徐淮行省这一决策上，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平章政事赵琏、同知书密院事李忠义、商部尚书蒋居仁等人希望将漕运要道和淮东盐场控制在中枢手中，不要分割出去，以增加朝廷直辖的财力，最终被石山否定。
石山当初率主力开拓江南，让李武留守江北大后方，为了方便李武统筹江北军政资源，及时应对快速变化的江北局势，才设置了江北行省。
此举本就是救急的临时措施，待江北行省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这个地理概念过广的行省就会解散，其辖区便会部分移交中枢。
此番设置徐淮行省，本就是对江北行省管辖区域的一次分割。
历朝历代，京畿地区基本都是“国中之国”。
理论上，当王朝其他区域发生叛乱，仅凭京畿地区的人力物力，就能抗住乃至平灭进犯的叛军。
汉国京畿地区，如今已经囊括浙北产粮重地和部分盐场，又有刘家港远洋港口，以后再辖江北（手）工业区，人钱粮铁皆不缺，还通江达海，航运通道延伸全国大部分地区。
无需再将徐淮地区纳入京畿范围，就足以威压天下。
石山研究古今历史，清楚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天子脚下是权力中心，全国最顶级的利益集团聚集在此，他们不事生产，却手握极大的政治特权，天然具备收割京畿经济红利的客观条件。
缺乏有效制衡的京畿经济过于繁荣，并不是什么好事，极易演变为少数特权阶层的狂欢，不仅不能巩固王朝的统治，反而会加速社会撕裂，埋下动乱的祸根。
华夏历代，只要主客观条件具备，都会实施“强干弱枝”政策，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反叛的能力，确保王朝长久稳定，京畿就会越划越大。
但物极必反，将“强干弱枝”政策做到极致的两宋，便是武力最为孱弱，国灭最为窝囊的一档。
石山规划中的京畿地区已经足够强，没必要也不该再将徐淮地区纳入其中，必须给地方‘留口水喝’，避免出现‘京畿独强、地方凋敝’的局面。
只有在中枢独大的前提下，全国大部分地区同时能够协调发展，王朝才有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其实，此次无论是政治上的行政区调整，还是军事上的增设军级单位，本质上都是汉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后，中枢难以对偏远“边疆”的突发情况，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而不得不分割管辖权。
授权前线文武官员在职责范围内灵活调配资源，处置突发情况，是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并会随着形势进一步发展，而进行下一轮新变革。无论军政，都不可能始终不变。
石山以此为借口，明确说日后时机成熟，还会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调整部分行政区，才说服群臣。
随着汉国的体量越来越大，疆域不断扩张，众多新的利益集团也逐渐形成。这些利益集团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反应在朝堂之上，便是政见的分歧与争论。
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