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铜钱，铸造精良，分量足，成色好。拿到哪里都能用，拿到哪里都认。有的国家甚至直接用华夏铜钱作为自己的货币。
丁庚祥还吐露，直接从华夏走私铜钱到南洋，比贩卖很多货物还要更“赚钱”（这也是历代铜钱外流闹“钱荒”，并禁止铜钱出海的原因之一——国内铜钱都不够用，还大量流到海外）
郭叔通则提供了另一条信息：蒙元国力鼎盛时，至元钞能在南洋部分区域流通。
当然，随着蒙元不断超发纸钞，国内都在抵制，就更别说域外了。
商队必须依据季风规划各阶段航程：什么时候停靠，什么时候起航，都有定数，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就只能等下一年。很多货物来不及卖出，就只能委托代理商出售。
一般是船到了港口，把货物交给当地代理商，由他们去卖。船队稍加休整，修理船只后，去下一个港口。等返航时，再回来取货款。
这也是众多汉人集聚区能够立足海外，并越做越大的原因之一。仅凭代销华夏商品和收购向华夏外销的本地商品，就能让很多家族赚得盆满钵满。
此外，蒙元与南洋部分政权，还以朝贡形式进行贸易。
大致是藩属国进献犀角、象牙、珍珠、香料等方物，元廷回赐丝绸、瓷器等工艺品。交易量不大，也就是伴手礼而已，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另外，远洋的风险，也不同于近海贸易。
能参与远洋贸易的海船都很巨大，单船配置水手基本在百人以上。多船结成商队，浩浩荡荡，一般的海盗根本不敢招惹。最怕的，还是变幻莫测的风暴。
再大的船，遇上台风也可能倾覆。再好的水手，遇上风暴也可能葬身海底。
因而，远洋贸易的线路和出航时段相对都比较固定。什么季节走什么航线，什么月份避开什么海域，都有规矩。
这既给沿途海盗留下了可乘之机，也为朝廷军队打击走私、集中护航提供了便利。
彭有田还反馈了忽里谟斯船使用情况，这种船尖底窄身，稳定性差，抗沉能力弱，载货量小。整体性能比不了平底宽身、稳定性好、抗沉能力强、载货量大的福船。
但忽里谟斯船逆风航行能力较强、航速较快，利于短途输送。彭有田认为，其设计理念或可以借鉴，可邀造船大匠研究。
综合以上信息，徐达等人在奏章中明确表示：远洋贸易利润巨大，大汉必须善加经营。
为此，他们提出了三步走的策略。
第一步，承接已有贸易线路，维持民间贸易热度。
大量从事海外贸易的泉州色目人被屠，肯定会影响到由他们延伸的贸易线路，尤其是西洋贸易。那些色目商人，与南洋、西洋的代理商关系密切。人没了，关系很容易断。
但问题并不是很大。
丁庚祥等人表示，海外代销商逐利，其实更在意自己有没有钱赚。相对于谁掌控华夏端的进出口渠道，他们更关心新加入者提供的货物品质、价格和数量等，有多大变化。
只要你的货好，价格合适，数量充足，他们就愿意跟你交易。管你是色目人还是汉人，管你是蒙元还是大汉。
海外市场对精美的华夏工艺品需求量很大。丝绸、瓷器、漆器、茶叶，都是硬通货。只要泉州重新开港，承接已有贸易线路的问题不大。
但也必须考虑，少数与那兀纳等人利益绑定较深的代销商，可能会利益受损，借机闹事。
民船自负盈亏，荣军社却是官办商行。若遭当地官府扣船，汉军远在万里之外，难以处理。
因而，徐达等人建议，西洋贸易暂时以民间商船为主，出了事暂时也由他们自己扛。荣军社先承接南洋贸易，熟悉航线，积累经验。
第二步，建立海外据点，保障贸易安全。
远洋贸易需途经很多补给港、贸易港和避风港，其中很多港口周边，还处于部落联盟、地方领主割据和小型聚落控制状态。
这些政权组织结构都比较松散，稳定性很差。本身就容易动荡，对抗敌国入侵和海盗侵袭的能力也较弱，很难为汉国商队提供安全保障和稳定的服务。
今天还能为汉船补给，明天可能就打起来了；今年还能正常交易，明年可能就被抢了。
这些不稳定的港口，会给远洋贸易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徐达等人建议大汉应主动巩固这些据点，以确保远洋贸易稳定。
汉国当前鞭长莫及，主要做法是扶持当地大家族——不一定是“汉裔”，因为有些港口还没有汉人聚居区。
实际上，移居海外的汉人，因长期远离华夏，且与土人通婚，早已融入当地社会，对华夏的认同其实很低，很多人已经改姓、改信。只因“汉裔”身份有利于他们与华夏商队做生意，才被这些人挂在嘴边。
本质上讲，大部分“汉裔”已经被当地人同化，关键时刻靠不住。
因而，待日后时机成熟，必须将这些关键港口纳入汉国掌控。
第三步，扬威诸邦，拓展海贸。
待天下一统，再组织庞大的舰队远航南洋、西洋诸邦，展示大汉雄厚的国力，威服四方，迫使诸邦与华夏建立朝贡关系，自觉打击海盗，确保商路稳定。
如此，便可扩大海贸规模，进一步增加收入。
为防自己的浅陋认知影响到汉王的决断，徐达等人在上奏的同时，利用快船将丁庚祥、郭叔通等人口述整理的原始资料，全部打包，一并送到京师，请石山御览。
江宁，勤政殿。
石山将《泉州远洋贸易疏》放下，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
窗外，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殿内熏香袅袅，是熟悉的龙涎香。
这些年，在他的刻意培养下，前线统兵将帅不仅用心研究作战，还学会了思考民生问题，攻城略地的同时，不忘趁机摘除蒙元遗留的社会毒瘤，并能在一些民生问题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徐达这道奏疏，虽然还有些粗糙稚嫩，但确实脱离了只会打仗的“莽夫”行列。
他们隐隐有些脱离传统的“陆权”思维，看到了远洋贸易的巨大价值，看到了拓展海外市场的美好前景，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尤其是建立海外据点的建议，值得肯定。
此前，常遇春、道衍建议开放江西行省的白莲禁令。
石山在认真看过普贤的著作后，批准了这一建议。但谨慎起见，暂时只在瑞州府一地试点。
毕竟，华夏皇权专治各种“不服”者。
无论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最先都不是“吃素”的，历史上均曾搞出大乱子，最终也都尝到了朝廷“铁拳”的滋味，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朝廷管理，主动改革自己的教义。
蒙元治下，所谓宗教问题导致的社会动荡，本质上只是社会综合治理失能的掩饰而已。
白莲教本是佛门正宗，在被蒙元屡次禁绝后，很多地方转为秘密结社，教义确实越发激进，更具煽动性，的确需要正本清源。
但蒙元官府腐败无能，士绅豪强压制无度，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不得不反，才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就算没有白莲，也会有红莲。
当下，有必要为白莲教正本清源。让百姓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白莲教教义，什么是邪魔外道。但更重要的，还是搞好治政，恢复民生，让百姓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只要大部分百姓都能活下去，纵使一小撮野心家借宗教挑事，百姓不跟着跑，就翻不起大浪。朝廷甚至不需出动大军，仅凭县衙几个小吏，就能轻易灭掉“一国”。
而徐达这道奏疏，明显受到欲要扩大东海水师规模的卞元亨，以及想要拓展荣军社远洋贸易线路的彭有田二人影响。
石山并不反感麾下文武怀有私心——这本就是人之常情，前提是不能以私误公。
而且，早在建国前，他就在已有长江水师的基础上，还挤出经费，着手组建东海水师，除了打击方国珍势力，也是为了将来开拓海外，提前准备军事力量。
在石山看来，徐达等人的三步走计划，还过于保守，目标不够大，手段也过于传统。
但以大汉当前的实力，布局东洋尚可，实际也已经拿下了瀛洲，其目的也是为了控制辽阳。
现在就插手南洋、西洋，则尚力有未逮。大汉当前的战略重点，仍在大陆上的争霸，拿下瀛洲也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大陆。
只是，拓展海外，乃是百年大计。即便官府当前无力直接参与一些事，也必须提前布局。
石山再次提起毛笔，蘸上墨，在《泉州远洋贸易疏》上批阅：
“卿等所献之策，颇有可取之处。当前，先以重建泉州港为要，大军适时定漳州、澎湖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