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提示】本章将掀开元末“海上丝绸之路”的一角，有些枯燥，不喜勿订。
有些读者觉得天下还没统一呢，就写海外？从布局到最终收获，动辄数十上百年，本章仅简单介绍远洋模式，实际是泉州色目人问题的延续，为后续处置西北做铺垫，实际还是着眼天下统一（本段未超200，不计订阅字数）。
……
远洋船主基本都是聪明人，长年在海上搏命，见惯了风浪，也见惯了人心。哪片海域有海盗，哪个港口骗子多，哪国官员爱贪贿，哪家商号黑吃黑，心里都必须有一本账。
没有这点眼力劲，早就死在海外了。此前只因事关自己和家小的安危和利益，有些人才慌了神，待丁庚祥为大家淌出了一条明路，包括郭叔通在内的其余船主终于回过神来。
他们或吹嘘自己航海技能过硬，或展示海外贸易网络有人脉，纷纷表示愿意向汉王效忠。
徐达代表汉王接受这些人的口头效忠后，并当场宣布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调查船主和所有船员家小的下落。
“本帅会安排人手，调查诸位和所有船员家小的下落。只要还活着，定让你们团聚。”
丁庚祥这样的“高级”人才，本就没多少。徐达屠城前就专门做了安排，将这些人的家小单独安置。她们住在城中的小营里，有吃有喝，有兵保护，已经从当初的恐慌中走了出来。
只待此间事情理顺，便能让他们与其家人团聚。
名声不显的普通船员，就没这么幸运了。
汉人船员的家小，基本死于色目人的“净化”行动，汉军为他们报了仇，这些人倒是不难争取，但也防着他们借机仇杀平日就有矛盾的色目船员。
——要杀，也必须是汉军查明事实后，明正典刑，绝不允许个人肆意仇杀。
色目船员的家小，男丁基本死于汉军随后的报复行动，侥幸活下来的妇孺和幼童，也已经被迁往各地安置，非不可替代的人才，其家小都需自己出路费赎回，难保其中有些人不会心怀怨恨。
除此之外，城中色目人的信仰建筑被全部拆毁，这对以其作为精神寄托的色目人冲击极大，不是每个人都能如丁庚祥这样改姓又改信，其中顽固者，未必不会暗中搞事。
因而，这些人暂时必须置于汉军掌控之下，徐达还要观察他们的反应。
不愿改信、乃至仇恨汉军者，不能授予重任。必要时，该“清理”就“清理”，绝不能手软。
第二件事，商队运回的货物。
“天气炎热，商船既已入港，货物不便久滞舱中。本帅会组织人手卸货，诸位可指定两名心腹船员监督，我们逐一登记货物品类和数量，确定应缴税费后，货物就归你们自己处置。”
验货抽税本应该是市舶司的职责，但泉州市舶司原本由蒲氏把持，其官吏基本死在此前的动乱中，且泉州遭此重创，还不能重新开港，市舶司停摆，暂时由商部派来的官吏和军吏联合署理。
这些远洋商船带回的海外特产，大部分是华夏畅销品。
象牙、香料、珍珠、宝石、犀角、玳瑁等等，随便哪船货物卖出，对个人而言，都是了不得的巨资。够买田置地，够盖房起楼，够几代人吃穿不愁。
但对于如今的大汉而言，一船舶来品，也就是笔可有可无的“小钱”而已。
随着疆域不断拓展，此前纳入治下的大批府县百姓安居乐业，开始提供稳定税收，源源不断输入国库。大汉财政已经进入良性循环，犯不着为了这点钱杀鸡取卵。
凭借这一手，徐达向众船主展示汉国不同于蒙元的治政理念：不论你们是什么身份，只要遵守大汉律法，照章纳税，经济利益就会受到保障。
此举旨在安抚他们，并强化双方合作的信任基础。
当然，若是有色目人实在过不了亲朋遭汉军“清算”这道坎，或是怀念蒙元给予的政治特权，还想暗中生事……
徐达也不介意送他们去见城外深坑里的色目人，并代表汉王笑纳了这些物资。
第三件事，上报航海记录。
“本帅会单独安排房间给你们，请分别撰写航海日志，要涉及此番远航的路线，沿途见闻和风物，历次靠港的时间和交易物资、接触人员等细节。不会写字者，本帅会安排书办协助。”
除了投诚的船主外，徐达还会将头目、火长等专业人才全部分开，命其分别撰写航海日志。
远洋巨舶因航程过远，为求途中安全和最大利益，船体动辄数千料，远非汉国直航日本的“小船”可比，出航时间也长得多。
船队出海后，并不会一直保持大编队。也没哪个港口能吃下这么多物资——很多港口，本就属于某个城邦，甚至部落联盟，总共就那么点吞吐量，消费和交易能力也很有限。
途中，会有商船暂时离开，去往不同的港口交易；也会有新的商船，从其他航线汇合进来。
因而，各船的航海记录不可能完全一样。
但凭这些船员和船主提供的信息，仍能分析出大致路线和贸易过程。诸如哪些地方停过，哪些地方交易过，哪些地方有危险，哪些地方有商机等等。
综合比对以上信息，就能推测出哪些人在说真话，或哪一段航程，谁说了真话，谁说了假话。
徐达故意把这些人单独隔开，就是为了防止他们串词，并逼其在“囚徒困境”下，尽量多说些真话，少说些假话。
毕竟，海外非王化之地，海商心中没有祖国。
这些人基本是到哪山唱哪歌，几乎没有“手脚干净”的。面对本国官府，他们更是藏着掖着，不可能真的毫无保留。
因而，别看丁庚祥等人表态说得好——“献上一切”，涉及那些真正赚钱的门道，那些打通关节的手段，那些压箱底的秘密，谁会轻易告诉别人？
徐达也不会轻信这些人的口头表态。
交叉印证众人提供的信息后，不仅可以剔除不老实的对象，还能大略勾画出海外贸易的图景。
哪些港口重要，哪些商人可靠，哪些航线安全，哪些季节适合出海等等，这些信息，可远比一船货物值钱多了。
徐达一个濠州土豪出身的统兵将帅，以往又不曾接触海贸，自然做不了这项专业分析。
为此，他拉上了荣军社知事彭有田（石山的大姐夫）、略通海贸的卞元亨和商部吏员等人，集思广益，又与相对可靠的丁庚祥、郭叔通等人深入交流，总算搞懂了南洋、西洋的海贸模式。
随后，徐达便与卞元亨、彭有田三人联名，向汉王上奏此事。
攻破泉州后，徐达遣张贵入京报捷，辗转见到汉王，才呈上秘奏。
这件事过程充满巧合，其实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万一秘奏被人截获，或是不能及时呈到汉王御前，都会引发不堪设想的后果。
事后，石山考虑到泉州问题的敏感性，可能还有一些不便在朝堂上公开之事，乃赋予徐达秘奏之权。但为防其滥用这项权力，他将奏事范围限定于泉州善后问题。
徐达为人谨慎，知道自己一个统兵将帅，手握秘奏权，既是荣耀，也是祸患。这种特权用多了，会折损自己的政治声望。那些动辄给主君打小报告的人，有几个有好下场？
因而，期间诸多可在朝堂上公开讨论的事务，他都是走正常程序上奏。
直到此事，他才行使了秘奏之权。
在这篇名为《泉州远洋贸易疏》的秘疏中，徐达等人从商船在海外的补给、交易及风险应对等机制入手，揭开了一个继承唐宋传统，又因蒙元优惠政策而更加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神秘面纱。
华夏远洋船只在海外的补给点，有民间和官面上两个渠道，且彼此可以互通。
蒙元以前，华夏与南洋、西洋就已形成长期的贸易联系，积累了大量海外地理知识和人脉资源。蒙元船队依托这些历史积淀，通过固定港口与合作对象实现补给与交易。
最迟自汉唐起，就有汉人因经商、避乱等原因漂洋过海，逐渐在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巨港）、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满剌加（今马六甲）等港口形成聚居区。
这些“汉裔”在融入当地社会之后，凭借着与华夏的联系，为来往的华夏民间商船提供各种服务——补给、修船、医疗、通译、商业情报，以及代理商、分销商等等。
他们有的娶了当地女子，有的改信了当地宗教，有的已经不会说汉话。但只要华夏商船来了，他们就会站出来，用生硬的汉语打招呼，热情地招呼着可以给他们带来无尽财富的“乡亲”。
除了民间商业行为之外，元廷还曾通过“招谕”和军事威慑，与安南、占城、真腊、暹罗、三佛齐、古里、忽鲁谟斯等建立朝贡关系。
这些政权的港口需对蒙元官本船开放，允许补给和交易，并提供避风、修船和军事保护。
至元二十九年，元军征爪哇前，就曾要求占城、安南等国提供粮草，派兵助战。
而在交易方式上，由于南洋、西洋诸国币制不一，甚至很多政权就没有自己的货币，交易极为不便，一般为以物易物。但制作精美的历代华夏铜钱，在整个南洋都颇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