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提示】本章涉及时局变化和敏感问题背景介绍，有点干，不喜勿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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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做大后，能调集更多资源进行对外扩张，但同时，也会因边界扩展而必须多线作战。
确定不同阶段战略重点，各方向攻守有度，并合理调配所有资源，把握各条战线推进速度，实现疆域的有效治理，以获得可持续的战争资源，便是考验势力底色的试金石。
弱者如张周，因为错误的战略选择，而被困于淮东一隅数年之久，治下仅有几座残破的城池，远不及曾在浙东呼风唤雨的方国珍，实际已经失去自主扩张的能力。
张士诚即便有汉军为其“托底”，不用过于顾虑西、南两面安全，可以专注北伐，却因军力有限，只能围绕沭阳、海宁州等地归属，与元军反复拉锯。
结果，越打治下民力越枯竭，民力越枯竭，就越难摆脱石山的控制，逐渐沦为汉国附庸。
韩宋坚持独立自主，情况要比张周好不少，却也因为刘福通战略上的失误，被困在了中原腹地，始终无法摆脱元军层层围堵。
刘福通只能不断派偏师突围，试图通过搅乱元军后方的战术，为主力赢得喘息时间。
但其毫无节制的扩张模式，又注定会快速透支治下民力。
此后，韩宋就只能陷入不断派出偏师突围，才能减轻内外压力的死循环，但民力不足的问题不解决，仅靠注定有去无回的偏师，也解决不了其部受困的主要问题。
最终，必然会因精锐人马耗尽，再难扛住元军或其他势力的层层紧逼，只能被动等死。
而战略眼光卓著如察罕帖木儿者，则不仅能看清眼前危机，还能拿出壮士断腕的莫大勇气，准备抛弃自己此前数年辛苦打下的基业，再择一块合适的“根据地”重新发展。
即便如此，也因时运不济，错过了“最佳发育期”，从一开始就要面对“庞然大物”般的汉国，日后想要与更加强大的汉军抗衡，仍需要极强的能力，乃至气运。
汉国同样有自己的问题——起家太快，根基浅薄，内部大量陈腐势力无法清除干净，这些人大部分选择蛰伏，少部分则通过联姻等手段拉拢汉国新贵，继续作威作福。
这种情况下，不能急于向陈腐势力全面开战——因为甚至找不到具体的敌人，只有先致力于民生，让百姓看到新朝更能让他们活下去，才能缓解社会矛盾。
待底层百姓都安定下来，就算有少数野心家借口汉国“税重”，致使“民不聊生”，想要兴风作浪，也很难获得底层百姓广泛支持，一县之兵便可灭之。
因而，石山就算走在了所有反王的前面，仍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外谨慎布局，对内则致力于恢复生产，保障民生，尽量减少大战对农业生产的破坏。
说白了，这个时代的战争，打的就是人力、钱粮、兵甲等基本要素，以及将这些要素有机结合的社会组织动员和再生产能力。
理解不了这一点，只知道逞匹夫之勇，就算再能打，也最终会被淘汰出局。
汉国上下已经适应石山的治理理念，知道军事和民生两手都要抓，不到关乎势力存亡的危急时刻，绝不会进行全国范围的总动员。
前线将帅也根据自己对这一理念的理解，及时做出战略调整。
江北方向，汉军早已停止进攻。除骁骑卫仍保持战备状态，随时防备元军入寇外，其余各部皆全力保障各混垦营移民开展春耕。
江西方向，常遇春在平定瑞州路之乱后，虽然重启了对抚州路和袁州路的进攻，大军推进速度却变慢了不少，确保后方有足够的人力完成春耕。
他甚至能放下亲自指挥大战的热血，亲自坐镇刚经叛乱的瑞州路，稳定后方，而放手让邵荣、左君弼率军开疆拓土。
福建方向，受普化帖木儿和杨通贯内讧之事影响，福州守军和杨通贯所部皆一矢未放，就分别投降了汉军，导致各地元军群龙无首，被汉军逐个击破。
西线，胡大海所部经过休整，再打分水关。守军得知汉军已经拿下福州，福建行省军政体系被一网打尽，再无援军，军心大乱，仅坚持了三日，分水关便宣告失守。
胡大海随即率军南下，接连拿下崇安、建阳两城，兵围建宁路治所欧宁。
东线，徐达所部完成降兵甄别，正在抓紧时间整训。被裁汰的元兵及其家小，将会分批送往汝宁府、瀛州等地，填充当地人口。
在此期间，李喜喜所部擎日右卫扫荡福州路诸州县，并清理此前溃散的杨通贯所部兵马，防止其祸害地方。
赵胜所部抚军右卫也攻下了兴化路三城——此地之前才因福州内乱，被过境的亦思巴奚军祸害一番，已经受够元廷的腐朽统治，仅路治莆田顽抗了数日，仙游、兴化两县皆传檄而定。
随后，抚军右卫继续南下，攻打泉州路惠安县。
直到这个时候，汴梁路也迎来了新变局。
眼见韩宋偏师李武所部大闹关中，无人能治，元廷再顾不得其它，授予察罕帖木儿陕西行省右丞、同知河南行省枢密院事，命其统揽两省军政事务，并许其便宜之权。
为打消察罕帖木儿的后顾之忧，元廷还同时发下金银牌一百六十道，允许其人在收复之地自行任官，掌控地方，征募钱粮丁壮，只有一个要求——即刻率军进入关中，平灭乱贼！
察罕帖木儿终于等到了元廷的权力背书，立即清点兵马，准备西进。
但他并没有拉走本部全部人马，将汝阳等城丢给了早就虎视眈眈的汉军。实际上，就算他想全拉走也做不到。
去年汉军趁颍州红巾军退出汝宁府，果断西进，察罕帖木儿却将大部分兵力抽到汴梁路围剿韩宋兵马，并严令李思齐不得出击。
此举虽然是迫于优先围堵韩宋的元廷严令，且事实上避免了汝宁府战事升级，使察罕帖木儿所部不至于陷入两面作战乃至覆灭的被动局面，还为打赢中牟之战和转战关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等全局眼光。在他们看来，察罕帖木儿就是为了个人富贵出卖乡党，坐视汉军在汝宁府站稳脚跟，才导致现在只能转进以赢得生存空间的被动局面。
大家本就是为了生存和地位，团结在“守乡护土”这面大旗下，共同对抗颍州红巾军。
现在，察罕帖木儿抛弃了这面旗帜，自然有只认这面旗帜的人要求分家。其最重要的“合伙人”——汝宁府知府、统兵万户李思齐，便是其中之一。
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联手数年，也曾亲密无间过，但毕竟都是趁乱而起的豪杰，各自的立场和理念不同，分歧便不可避免。二人虽未公开决裂，却早有了裂痕。
那一日，他来到察罕帖木儿帐中，直言道：
“大帅，你要西进关中，我不拦你。但我生于汝宁，长于汝宁，祖宗坟墓皆在汝宁，不愿离开。这汝阳城，我来守。后方不乱，你们在关中剿灭乱贼，也能安心。”
察罕帖木儿倒是看得很开。因利而合，也会因利而散，并没有因为李思齐不愿继续追随自己而生气，当即点头道：
“嗯，好聚好散。将士们的家小，先托付给你了。日后若有难处，你们也可来关中寻我。”
元廷为了自己的腐朽延续统治，必不可能放弃围剿韩宋和江北汉军。
连通南阳府的汝阳-郾城-襄城的这条防线就必须要保，还会向此地持续投入人力物力——留守汝阳虽然危险，却也是机遇。
李思齐便是看准了这点，试图填补察罕帖木儿走后空出的“生态位”。
而察罕帖木儿为了确保行军速度，防备汉军趁机捣乱，首批只带部属在汴梁路内的部分人马西进，他们的家小随后续人马再走。汝阳等城控制在自己人手中，才能让将士们安心出征。
双方虽然分裂了，但仍在继续合作，只是换了合作方式而已。
因行动发起隐蔽，直到察罕帖木儿所部开始围攻河南府路陕州，其部西进的情报还未扩散。李思齐便抓住这个间隙，稍稍为韩宋“松绑”，以抽调兵马南下，巩固汝阳等城防御体系。
不过，汉军虽然没能抓住元军换防的脆弱期全取汝宁府，石山却不会因此沮丧——汉军在汝宁府的扩张以有效控制地方为目标，这段时间的重点是春耕，本就没有趁乱取汝阳等城的想法。
双方的战力和战争潜力差距摆在这里，任凭李思齐所部挖空心思，也很难守得住汝阳等地。
汉军这段时间开拓的重点方向，仍在江南。
江西。
左君弼所部忠义卫攻打抚州路的行动比较顺利，已经攻破该路治所临川，继续扫荡其余诸城。
邵荣所部抚军卫在攻破袁州路分宜县后，受阻于该路治所宜春。
袁州路是有名的“造反老区”，因社会矛盾尖锐，几十年来，白莲教数次在此地发动起义，都遭到残酷镇压。徐宋红巾军席卷江西时，曾血洗袁州士绅豪强，进行报复。
但随后打回来的士绅豪强势力更加顽固，又对“投贼者”进行了更加残酷的血洗。
这些人自知在汉国必定会受到清算，据宜春城而守，抵抗意志颇为坚决。
为此，常遇春特意命行军参赞道衍随军，协助邵荣破城，并安抚袁州路百姓。
福建。
胡大海所部全取建宁路，继续南下，兵围延平路治所南平。
徐达则留下李喜喜所部擎日右卫大部，继续镇守福州路，自己亲率东海水师、擎日右卫第一镇（约两千二百人）和初经整训的降兵五千人，乘坐战船南下，直扑泉州路治所晋江。
——他此行身负汉王之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不能假他人之手。
泉州港口位置优越，开港的历史很早。
最迟至唐代，此地就成为大量商船远航南洋、西洋诸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