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方国珍入江宁任职，既事关黄岩方氏阖族性命和富贵，也关乎浙东稳定大局。方明善自然不会认为给三叔写信是自家私事，就能回到馆舍慢慢写。
他当即要了笔墨，就在勤政殿偏殿写好了这封信，一字一句斟酌再三，既给足三叔颜面，防止他气怒攻心，做出不智之举，又力劝三叔认清形势，以消除汉王的疑心。
石山接过信笺，细细看了一遍，微微颔首。
不过，他决定这个时候解决浙东问题，主要原因是时机已经成熟，而非方氏叔侄的脆弱的情感纽带。看完信，他便当着方明善的面，命快马即刻送至台州。
正如石山所料，此时的浙东，随着前往日本、高丽的海商顺利返港，同行浙东商队大赚特赚的消息，已经传遍各台、温两路各地，并迅速发酵。
那些满载而归的商船一靠岸，码头上便围满了人。
成筐的漆器、成箱的硫磺、成袋的铜料、鲍鱼干、海参等物，还有高丽的人参、毛皮，从船舱里搬出来，堆得小山一般。
除了硫磺、铜料由汉军严控统一处理外，其余物资都能由海商自行销售，定能大赚特赚。
押船的掌柜个个红光满面，逢人便吹嘘这一趟的见闻——汉军战舰如何炮轰博多港水门，那火炮声如何惊天动地，日本人如何吓得屁滚尿流，最后又如何乖乖开港通商。
听者无不动容。
此前数十年里，蒙元和日本两国虽然从未解除敌对状态，互相禁止通商，但两国相互交换的市场并不会因此而消失，民间交流一直都没有中断过，也由此催生了大量靠走私发家的海寇。
那些海寇亦商亦盗，做得顺了就做买卖，做不顺了就杀人越货，谁也管不了他们。
方国珍一统浙东海寇后，便加强了同倭寇的联系，绕开两国官府，走私贸易做得不亦乐乎。
但这种勾当终究见不得光，只能零敲碎打，今天跑一船，明天跑一船，提心吊胆，生怕被官府或者别的海寇盯上。
普通海商想要入局，也必须先投效方国珍麾下的海寇头目，缴纳相应份额的“保护费”，其实与向官府缴税差不了太多，却还得陪着笑脸，看那些海寇的脸色。
日本那边，则更加混乱。
因战乱不止，海寇多如牛毛，还相互攻伐，没有一个能够号令各方的“倭寇大首领”。
常有“不守规矩”的倭寇不分国籍杀人越货，今日抢了你的货，明日把你的人头挂在桅杆上，后日又换了旗号继续行商或劫掠。
元日民间海贸的风险急剧增加，十船出去，能回来七八船就算烧高香了。
方国珍虽有“海精”之名，这些年跟元廷也斗得有来有回，但毕竟不是真海精，面对神出鬼没又无统一组织的倭寇，既没相应的立场，也没较好的办法加以遏制。
这几年，随着方国珍势力崛起，浙东与日本、高丽的民间贸易量有所增加，但收益并不稳定，运气好的自然赚得盆满钵满，运气差的则赔得血本无归。
相比之下，汉王虽然也没能彻底解决倭寇问题——那需要日本朝廷配合，且绝非一日之功，却命联合舰队全程护航本国商队，不惜以火炮“轰”开日本国门，正式确立两国通商。
这是亘古未有的壮举，大涨海商们的志气。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汉王和方国珍，一个是正规军护航开道，火炮外交，让日本人乖乖开港；一个是偷偷摸摸走私，还得看倭寇脸色，提心吊胆。
二人之间的差距，傻子都看得出来。更能带领浙东走向繁荣，也一目了然。
原本受方国珍影响，浙东大部分豪强对参与远洋贸易持观望态度——他们怕汉王靠不住，怕日本人翻脸，怕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在得知汉军舰队炮轰博多港、逼迫日本开港通商的消息后，这些人立即转向，有船的开始修船，没船的到处租船，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都想在即将大兴的远洋贸易中分得一杯羹。
但刘家港市舶司很快就给他们泼了一盆凉水：因汉丽、汉日贸易吞吐量有限，为防注册海商过多，相互竞价减少海商的合法收益，在扩大总贸易量前，市舶司暂时不发放新的远洋执照。
那些兴冲冲跑来注册的豪强，当场就傻了眼。
前期已发放远洋执照者，也需议定出口配额，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也就是说，就算你有远洋贸易执照，也不是想运多少就运多少，得按配额来，大家商量着办，免得一窝蜂涌过去，自己人把价格砸低了。
不过，这些没能及时“上船”的豪强，也不用为错失良机而捶胸顿足。
因为定海港正在紧张改建，预计最迟明年初便能重新开港。
大汉朝廷已经放出了风声，年底前将设立定海港市舶司，并逐步开通琉球、南洋等航线。有志出海者，可提前到定海港市舶司登记船籍信息，申请出海贸易执照。
消息一出，浙东诸地只要有实力出海，或产业与海贸相关者，尽皆躁动起来。或独资，或联合筹备，组建出海商队，生怕再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发家机遇。
那些地主老财，那些开作坊的，那些贩私盐的，都开始打听：这船怎么造？这执照怎么申请？这航线怎么走？
方国珍便是这种形势下，收到了方明善的信。
他坐在台州路衙的后堂里，就着一盏油灯，将信从头到尾看了三遍。信纸上的字迹是方明善的亲笔无疑，一笔一划都透着谨慎。
信中先是问候三叔安好，接着讲述此行日本、高丽的见闻，最后才小心翼翼地提到汉王的意思——调三叔入江宁任职，并隐晦提到自己将外放耽罗岛，方氏一门，富贵可保。
方国珍放下信，沉默良久。
窗外传来隐约的喧哗声——那是城里的百姓在议论海商发财的事。他能想象那些人的眼神，羡慕的、嫉妒的、跃跃欲试的。
“大势已去！”
这四个字，突然跳进了方国珍的脑海。
眼下，除了接受石山的“重用”，老实前往江宁任职外，他已经别无选择。
倘若再不受抬举，逆大势而动，便是众叛亲离，身死族灭的下场。那些原本依附他的豪强，那些原本听命于他的海商，那些原本畏惧他的百姓，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
更重要的是汉王心怀宽广，愿意给方氏一条出路，乃是难得的明主。只要方国珍自己不再作死，仅凭方氏名下的商队盈利，子孙后代就不愁吃用。
两厢比较，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但他要赶往江宁就任新职，也不可能拍拍屁股就直接走人。
此前，方国珍为了应对汉军东进的威胁，大肆扩军，麾下水、陆两军最高峰时有五六万人。除去庆元路之战中战死、被俘和逃跑者，仍有三万余人，分散在台州、温州两路。
这些人中，有跟了他多年的老兄弟，也有临时招募的灶户、流民，还有从各地而来，专门投奔他谋富贵的亡命之徒，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这些人以前是方国珍乱世谋富贵的底气所在，现在却成了他过上安稳日子的拖累。
万一处置不当，搞出大事来，毁掉浙东大好形势，纵使方国珍已经去了江宁，汉王恐怕也不会轻饶他。。
因而，方国珍在想明白自己的处境后，先是给石山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亲笔信，表明自己绝无二心，愿往江宁听命。
但安顿浙东尚需时日，并详细告知自己的安顿计划，恳求汉王宽限一些时日。
为取得石山的信任，他还命妻刘氏带着长子方礼即刻先行赶往江宁，以示自己不留后路。
刘氏临行前，方国珍拉着她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刘氏倒看得开，只说了句：
“当家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不亏。”
便带着儿子上了船。
石山自然知道妥善处理浙东之事，绝非一日之功。他回信同意方国珍所请，并命卞元亨率东海水师前出到定海港，命驻守庆元路的赵胜所部准备介入浙东之事。
此举既有催促方国珍之意，也是有备无患，防患未然。
石、方二人书信来往间，时间悄然来到了六月份。
在此期间，方国珍已经启动“脱身”计划。
他先以“加强城防”为由，调遣部分水军上岸。其部除了少部分积年海寇，大部分人都是临时征召的灶户，此前也曾为他守过城，扛过刀，此举倒是没引起部下过多怀疑。
几番调动后，水军便只剩下了六千余人，压力小了很多。
方国珍又以“防台风”为名，命所有战船入港。除少数值守人员外，所有人登岸休整，每日大鱼大肉伺候，酒水管够，让大家放松放松。
那些海寇们乐得清闲，天天喝酒赌钱，好不快活。
可惜，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方国珍这番调整虽然巧妙，却过于频繁，很难瞒过有心人。
那些积年的海寇头目，哪个不是人精？他们很快嗅出了不对劲——先是调人上岸，又是收船入港，这分明是要把水军拆散、困住，让他们动弹不得。
恐慌情绪不断酝酿、积压，逐渐演变为一股暗流。那些头目们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互相试探，都在猜测方国珍到底要干什么。
黄岩水寨。
夜色如墨，海风腥咸。
一间小营房的窗户被破布遮得严严实实，透出一丝昏暗的灯光。屋内弥漫着浓烈的酒气，几个海寇头目围着几张拼凑的矮桌，桌上摆着几碗劣酒，一盘咸鱼，半只烧鸡。
“他娘的，这段时间风头很不对劲。”
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灌了一大口酒，压低声音道：
“你们说，方国珍会不会把咱们卖了，直接投了汉军？咱们该怎么办？”
另一个瘦削些的头目接话：
“听说汉王治军甚严，怕是容不得咱们这些做惯了无本买卖的老伙计。你们说，他到时候不会把咱们砍了吧？就算不杀，被整编裁汰下来，咱们只会杀人放火，到哪儿谋出身？”
屋内一阵沉默。一个叫吴潮生的头目捻着胡子，犹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