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石山点了点头，肯定了冯国用的猜测。
他确实早就看出韩宋可能爆发内乱，原因很简单——
韩山童出师未捷身先死，刘福通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了颍州红巾军。
是他聚拢溃兵，是他转战千里，是他屡败元军，让本来早该“死掉”的颍州红巾军支撑下来。但打了这么多硬仗，立了这么多功劳，却没能将颍州红巾军整合成自己的私军，自己称王建国。
这不是什么私心、公心的问题。
政治势力创业期，必须尽可能统合内部力量，最忌多头指挥。
刘福通没有称王，只能说明他压不住内部的其他派系。
韩林儿虽是韩宋“先主”韩山童之子，却没有任何功劳于颍州红巾军。韩山童自己都是一仗未打就送了命，他十几岁的儿子，凭什么让那些百战余生的骄兵悍将俯首听命？
韩林儿能上位，只能说明颍州红巾军派系斗争太过激烈，各方互不相让，最终只能采取折中方案，让这样一个没有威胁的傀儡称帝，才能让各方勉强认同。
而颍州红巾军中，能逼刘福通低头的，杜遵道当属第一人。
此人本是蒙元国子监生，因上书枢密院知院马札儿台请开武举，而得马札儿台青睐，延揽其为枢密掾吏。但这段供职经历，让杜遵道看清了大元政治的腐朽，毅然弃官还乡。
此后便与韩山童筹谋造反大业，乃是颍州红巾军名副其实的“举首”，在白莲教中威望极高。
刘福通则是韩山童举事前才临时拉拢的豪强，半路加入的投机者。
其人造反的直接原因，也不是有什么“明王”信仰和理想，而是总治河防使贾鲁为筹集修河钱财，对颍州刘氏勒索过度，严重侵犯了其家族的利益。
一句话概括：杜遵道早在起兵前，就奠定了其在白莲教中的超然地位。刘福通却是靠无数血战，才有实际掌控颍州红巾军的威望。
二者的矛盾，从一开始就不可调和。
根据刘、杜这对别扭组合，石山早猜到韩宋会乱，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幽幽叹道：
“因白莲而起，必因白莲而衰。韩宋才建国，就搞出这么大的动乱，其内部已经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接下来，他们要么因持续内讧而覆灭，要么会加大对外攻势，以转移内部矛盾。
刘福通才建国就急着西进，未必没有这个考量。”
不似已经被大汉深入渗透的张周政权，韩宋独立性较强，朝中也没有石山安插的大臣。这些又是其“自家事”，石山作为外人，不好插手。
他关注韩宋内乱，并非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是为了本国战略。
“不管韩宋走势如何，江北之事，最终还是要靠咱们自己！”
话虽如此，石山已经部署好了汝宁府攻势。攻城略地，李武、傅友德、冯国胜等人自会为之，中枢只需保障其钱粮兵员供应不绝，新拓之地能够有效治理便可。
而江南再度进入梅雨季节后，各条战线暂时转入休整，以积蓄力量，准备新一轮扩张。
此外，还有一件大事。
护航商船队开拓日本、高丽航线的联合舰队，已经完成任务，返回了刘家港。卞元亨安顿好舰队后，便与杨毕、方明善一同赶往江宁述职。
方明善身份特殊，先留在馆舍。
勤政殿，礼部员外郎杨毕先行汇报与日外交进展。
“……日本国内的形势，大致如此。今川贞世曾邀请臣前往京都，拜会其国主。其意大概是想借大汉虎威，慑服其国内诸侯，巩固幕府地位。但他却拒绝我军舰队随行，只让臣一人前往。
臣考虑到，其国主和将军都无威望掌控全国，更无力解决倭寇之乱，又不让我军舰队扬威，臣等此时前往京都，毫无意义，反倒可能被其利用，成为其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几分愧色：
“臣便以舰队行期临近为由，表示下次再议。此事……臣擅作主张，请王上责罚！”
卞元亨见杨毕扛下所有罪责，忙接话道：
“杨员外与臣商议过此事，臣亦主张拒绝京都之行。当时舰队尚在博多港，若杨员外一人前往京都，万一有个闪失，我军鞭长莫及。且日本局势混乱，我军贸然深入，实属不智。
臣以为，杨员外处置得当，并无过错。”
当初，石山定下“三步走”策略——先通商，再建交，最后联手打击倭寇。并对杨毕和卞元亨给予充分授权，许其临机处置。
如今二人圆满完成了第一步目标，又根据实情灵活调整外交策略，石山自不会责罚。
他大手一挥，道：
“此行摸清了日本国内情况，便是最大收获。你们做得很好，孤心甚慰！”
杨毕暗自松了一口气，赶忙补充此行在商业上的收获。
“日本国内因近些年战乱不断，民生凋敝，丝绸、瓷器、茶叶、经书等奢侈品，需求不旺。但铁器、棉布、药材等实用物资，则供不应求，价格居高不下。
高丽的情况稍好些，但总需求亦有限，毕竟是国小民寡。”
他顿了顿，斟酌道：
“这次咱们带过去的货物，虽然被全部吃下，但长期通商，恐需市舶司从源头加以协调控制。适时调整货品种类和配额，以免海商盲目备货，造成积压。”
杨毕说罢，从袖袋中拿出一个小册子，双手呈上：
“这是随行海商沈富拟写的《日丽番货供需志》，详述日本、高丽两国所需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以及当地物产、风俗、海况等。臣认为颇具参考价值，请王上御览。”
石山接过内侍转递的册子，随手翻了几页。
沈富——这个名字他颇有印象。
不仅是此前闹出的“海船垄断案”，早在汉军刚刚攻下湖州府时，便是沈富联合各大商行，请求他重开刘家港——确实很有生意头脑，眼光毒辣，也极具执行力。
此人耗费精力调查日本和高丽两国海贸需求，自然不是“政治觉悟”高，愿为大汉海贸拓展大业添砖加瓦——他是商人，逐利是本性。
此举，就是试图通过调查报告影响海外贸易政策，借此吃到更多红利。
但石山并不反感这种行为。
大汉要兴盛海贸，少不得要造就一批海贸“传奇”。
只有那些在风浪中搏杀、在异国周旋的商人富了，发了，才会有更多人投身海贸，才会有更多人造船、备货、远航。这是大势所趋。
而且，石山早就命荣军社进行同样的秘密调查，杨毕、卞元亨二人由是不知道此事。
两厢对比，互相印证，去伪存真，也能更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
“很好！”
石山将册子放在一边，继续问道：
“火器销售情况如何？”
这正是杨毕想要汇报的重点。他精神一振，忙道：
“今川贞世代表室町幕府，想采购火炮，被臣回绝。他转而承诺采购手炮一千支、碗口铳两百门，短管虎蹲炮五十门，及相应弹药。臣已应允。”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
“但首批只交割了两成货物。臣怀疑，他们是想要回去仿制！”
“无妨。”
石山微微一笑，不以为意。
他之所以要出售这些“原始”火器，除了加剧日本国内的动荡，更重要的，是通过外贸订单，加快本国制作枪管的工匠培养速度，并逐渐更新技艺，降低成本。
以日本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给他们仿制，肯定能仿制出来。但成本降不下来，便是白搭。他们造一门虎蹲炮的成本，抵得上从大汉买两三门。
长此以往，只会越来越依赖进口。就如同棉布和铁制农具一样，日本自己也能产，但产量低、质量差、价格还高，最终还是要从外进口。
“仿制过后，他们会买得更多。”
杨毕此前因为不清楚各种火器的成本，一直担心自己把事搞砸。此刻见汉王如此笃定，终于放下心来。他继续道：
“相对而言，地方豪族的胃口则要大得多。少贰赖尚便吃下了咱们随船剩余的火器。”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
“另外，菊池氏、大友氏、平川氏等豪族，也暗中派人联络臣，希望能采购火器。他们出的价，比幕府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