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港内，一片繁忙景象。
码头上，力夫们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上沁满汗珠，在春日的阳光下闪着油光。
他们扛着沉重的麻包，沿着颤巍巍的跳板鱼贯而行，将一袋袋货物搬进货舱。
麻包上，印着不同的字号——有来自江北的荣军社棉布和铁制农具，也有江南各商号的锦缎、绢帛、瓷器、生药，甚至还有成箱的佛经。
空气中混杂着麻绳的草腥味、桐油的涩味、货物的霉味，以及江水的潮气。
远处，几只海鸟在桅杆间盘旋，偶尔发出几声尖锐的鸣叫。
码头一侧，一众商行东家聚在一处，望着眼前忙碌的场面，个个笑逐颜开。
“这一趟若能平安归来，前几年亏进去的，怕是一次就能赚回来。”
一个胖墩墩的中年商人捻着胡须，眼中满是憧憬。
“可不是？”
其人身旁，另一个瘦高个接话道：
“我那些瓷器，压在库里都快发霉了，先前都准备贱卖了，总算等到了出手之日。”
众人纷纷点头，仿佛过去几年的惨淡经营，已经成了过眼云烟。
然而就在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
彼时，方国珍为了报复元廷的“调虎离山”之计，火烧刘家港，导致这座曾经繁盛一时的国际航运大港口，一夜之间化为焦土。
此后，经此地前往高丽、日本的远洋贸易便一落千丈，几乎断绝。直到汉军夺下江东，重开刘家港，众海商才看到了希望。
去年，刘家港再开港，他们便迫不及待地组织商队出海，结果却遭遇“倭寇”袭击，大部分商船出海后被劫，人员和船只下落不明，货物损失殆尽。
连续数年海贸受损，导致远洋相关的产业备受打击。造船作坊停工，船匠流散；船行门可罗雀，船只交易和租赁市场遭遇寒冬；一些海商心灰意冷，已经开始变卖存货，准备转行。
就在这个时候，转机出现了。
刘家港市舶司官员在逐一登记各家商队的损失情况后，向他们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汉军东海水师将组织“靖海”行动，以保障海商的合法权益，打击海寇，恢复海贸秩序。
与此同时，汉国还出台了《出海商船管理规范》。
所有商船都需先在市舶司进行船籍登记，并在船头、船舷的醒目位置，用白漆刷上统一形制的的船号。若无相关标识，则一律视为走私船，或海寇船，一经发现，直接缉拿。
消息传出，海商圈中一片哗然。
彼时，方国珍才是名副其实的东海霸主，盘踞浙东沿海，水军实力强劲，其控制的庆元路定海港，也与刘家港构成竞争关系。
汉国商船屡屡失踪，方国珍有着极大的嫌疑。
而新生的汉国四面皆敌，大战不断，就算汉王放弃与元廷和徐宋的对抗，全力击败方氏陆上的兵马，也会因为无力击败其水军，沿海肯定得再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彻底平定。
局势不明，绝大部分海商都以为市舶司此举不过是稳定人心的公开宣传，当不得真。他们选择了观望，那些拥有海船的商行，则因无货可载，租赁价格一降再降，几乎跌到了谷底。
其他人都不看好局势时，湖州沈氏商行的东家沈富却从中看到了机遇。
此人年纪不过三十出头，却生得一双精明的眼睛，看人看事，总能比别人多看出三分。
他多方奔走，说服了若干拥有海船的商行，组成一个“联合商行”，以低于往常的价格，大量购进船只；又以提前支付若干租金的形式，租借船只的长期使用权。
短短数月间，沈富便将市面上能动的海船，扫去了大半。
待汉军在陆上击败方国珍，夺得庆元路，随后两军组建联合舰队的消息传开，众海商这才如梦初醒，明白海贸是真的要复苏了。
他们急忙四处寻找海船，却发现市面上绝大部分运营海船，甚至那些还在船坞中建造的新船，都已经“名花有主”。
其中，最大的“幕后黑手”，自然是沈富。
据市舶司后来披露的数据，“联合商行”名下抢注的船籍就有两百多艘——当然，这其中大部分是近海船和内河船，真正能远航的大海船只是小头，不到五十艘。
但在众人眼中，这已经是天文数字。
凭借这一手神仙操作，即便沈富未来什么都不做，只需出租海船或者舱位，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就在众人以为沈富要吃“独食”发大财时，他却再次出人意料。
他召集“联合商行”的股东，一番密谈之后，放出风去——愿意利用掌控的海船入股，联合所有有实力的海商，组成一个更大规模的“江南海商联合社”，一同将生意做大做强。
消息传出，整个海商圈都沸腾了。
此举若是成功，不仅沈富名下的财富将随着海贸复兴而急剧增值，其人可以支配的财富总和，也会达到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
而有了这些资源，沈富不仅能以钱生钱，还能凭借手中巨量的财富和人脉资源，做更多的事——比如掌控贸易航线，左右商品价格，甚至影响官府的政策。
显而易见，任何有远见的统治者，都不会允许治下出现这样不受掌控的资本巨兽。
很快，汉国商部便“发现”了一个问题：
刘家港市舶司前期登记的大批船只，存在股权归属不清的情况，违反了新颁布的《商行登记管理条例》。商部要对此展开调查，并传言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沈富正准备大展宏图，遭此当头一棒，顿时懵了。
他四处打听消息，托人说情，却处处碰壁。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朋友，此刻都避之唯恐不及。直到金粟道人——昆山顾氏商行的东家顾瑛，派人送了一张纸条给他。
纸条上只有八个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沈富盯着这八个字，怔怔地坐了半日，冷汗湿透了后背。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触碰到了某种可怕的“禁忌”——那是连钱都无法触碰的东西。
惊恐之下，他连夜召集“联合商行”的股东，紧急商议，最终决定主动拆分“联合商行”，将名下船只的股权，分散到十余个独立的商号名下，并放弃“江南海商联合社”筹备工作。
就在他拆分完毕的第三天，商部正式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商行通过不正当手段，垄断市场、操纵价格。
因沈富之事发生在《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出台前，商部本着“先教后诛”的原则，只依据原有的《商行登记管理条例》做出惩处。
在沈富老老实实缴纳了三万贯罚金后，此事就此揭过。
经历此事，众海商终于发现，汉国商部其实是个强势衙门——它不是摆设，是真会咬人的。
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汉国的另一面：
虽然规矩多，动辄出台这“规范”、那“条例”，但只要在法律规范内运行，就不会有事。即便违法，也有相关的法条来处理，而不是像从前蒙元治下那般，全凭官员一句话。
蒙元治下，官商一体。
大商人背后，必然站着某位或某些权贵，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做“保护伞”。
当这“保护伞”权势稳固时，生意顺风顺水，买卖什么都能赚钱；可一旦保护伞倒台，家资再大的商人，也是待宰的羔羊，一夜之间便可家破人亡。
当然，这只是部分人一厢情愿的单纯想法。
汉国毕竟脱胎于蒙元，社会风气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变。
当初，针对要不要“收监”并重处沈富，商部内部曾有过激烈讨论。
有人主张杀鸡儆猴，以儆效尤；也有人认为沈富并未违法，只是钻了空子，不宜重处。
最终，还是汉王亲自拍板，定下了调子“新法管新事，旧法管旧事”。
险些一脚踏入鬼门关的沈富，这才逃过一劫。
经过这番“洗牌”，如今，刘家港市舶司登记的船籍持有者排行榜上，沈富已经沦为第二，名下船只占比不到百分之五。
而排行第一者，占比远大于沈富，却不用担心被官府“杀猪”。
因为，他是汉国国营商行——荣军社。
荣军社的商船来源，其实也“不干净”。大头是两支水师历次作战中，从元军和方军手中缴获的民用货船，只有少量是新建的。
但这本就是改朝换代的常态，如何处置战利品，是汉军自家的事。自然没有哪个海商嫌自己的命长，敢跳出来，公开质疑荣军社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条例》。
真要说起来，还是他们沾了荣军社的光——汉王不仅允许海商们参与海贸，还派出联合舰队为船队护航，若没有荣军社的船队，汉王不可能如此大动干戈。
但不管怎么说，历朝历代，何曾听说过这等“惠民”的德政？
因而，当卞元亨从江宁返回刘家港时，便被热情的海商们“堵”在了驻地门口。
……
东海水师驻地，是一处临江而建的营院。
院墙外，几株柳树垂下嫩绿的枝条，在江风中轻轻摇曳。
此刻，院门外聚了二三十人，个个衣着光鲜，绸袍锦带，一看便知是身家丰厚的商贾。
站在队列最前方的，是个三十出头的中年人，生得面容白净，颔下三缕长须，颇有几分儒雅之气。赫然正是那个刚刚缴纳了三万贯处罚金，又主动拆分“联合商行”的沈富。
此刻的沈富，脸上却看不出半点颓丧之色，反而满面春风，笑容可掬。
他双手捧着一份红色的礼单，见卞元亨带着亲兵走出营门，便带头躬身行礼，朗声道：
“将军不以小民卑贱，亲自领军为商队护航，此乃千古未有的壮举。小民沈富等，受将军之德，无以为报，略备薄礼，聊表心意。请将军看在小民等一片拳拳之心，万勿推辞！”
他话音刚落，身后众海商便纷纷附和，七嘴八舌地恭维起来。
卞元亨的父亲卞仕震曾两度出任蒙元的盐官，掌管盐场，与生意场上的人物来往颇密。卞元亨自幼耳濡目染，家学渊源，虽然不喜这种场面，却也不至于怯场。
他上前一步，先伸手扶起躬身行礼的沈富，随即目光扫过众人，最后朝西北江宁的方向拱了拱手，正色道：
“汉王圣德，非止命水师为商队护航，更要借此机会，开拓日本和高丽市场，建立长期贸易航线。卞某一介武夫，暂掌联合舰队，亦是受王上之命而行，岂敢贪天之功，归于己身？”
他顿了顿，语气郑重：
“诸位的美意，卞某心领了。只是，公私有别，军中更有铁律，此礼，却是万万不敢收！”
汉日贸易航线利润虽然丰厚，但受蒙元征东之战的影响，日本尚未对华夏开埠，大宗交易必然会受到当地地头、守护的盘剥，层层抽水；
商队来回途中，还可能遭遇“倭寇”洗劫，风险不是一般的大。
沈富其实隐隐猜到了汉王派水师护航的深意——正是要借兵威，压服那些地头蛇，打通其中关节，威胁倭寇组织，建立稳定的贸易渠道。
他此番牵头众海商“劳军”，本意就是为了在卞元亨面前混个脸熟，以求途中能得到些许“额外照顾”。自然不会让卞元亨轻易推辞。
他再次拱手，满脸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