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国朝堂的风波，被石山强行按下去，民间的思想激荡却刚刚开始，《安庆三年殇》如同巨石投入古潭，其涟漪迅速从江宁扩散至汉国治下各州县，甚至悄然流向元廷控制的区域。
根据汉王授意，《汉报》编撰罗本适时增开了“社评”专栏，欢迎各方投稿。
讨论最初还限于余阙之事本身如何看，待朝堂传出明确风声后，逐渐转为“华夷之辩”，最初多是陈词滥调，但随着叶兑、朱升等人下场，战况迅速升级，辩论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更令人侧目的是，一些隐居山林、此前对汉国持观望态度的名宿，乃至元廷治下的一些学者纷纷来稿（大多作为维护蒙元统治的反方辩手），加入战团。
一方引证蒙元“行汉法、用儒生、祀孔孟”，力证其已承天命；
另一方则质问“若承天命，何至四等人分，南人贱如犬马？何至民不聊生，天下皆反？又何需以忠义之名，逼万千汉民为胡虏殉葬？”
《汉报》一时洛阳纸贵，加印数次仍供不应求。
通政司趁机推出“境外散版”，以商队夹带、私下流传等方式，将这场辩论的火种撒向各地。
当时间悄然进入到汉国开朔三年、蒙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华夷之辩”的热度不但没有降低，还从引经据典的理论研讨，过渡到了政策执行层面的具体操作。
由于《汉报》版面有限，难以尽刊各方意见，且所有评论文章必须实名，限制了很多士人天马行空的发挥，绝大部分投稿实际难以录用，每期放出的正反方观点，也都经过通政司故意挑选。
明眼人渐渐看出了，每期刊登的正反方文章看似数量对等，但维护蒙元统治秩序一方的文章，明显略逊一筹，且常配以犀利尖锐的“编者按”，其观点未战先已矮了三分。
——在汉国官办舆论平台上，如何辩得过拉偏架的通政司。
“欺人太甚！”
某雅集上，一名中年士子愤然掷杯：
“朝廷这是只许一家之言，堵塞天下悠悠众口！报纸此等利器，岂能由官府独掌？”
此论一出，附和者众。
江南士人因长期受到蒙元政治上的打压，本就热衷于组建各种“小圈子”，经常以举办诗会、雅集为名公开论政，并在集会后，将有关文章刊印成册，早有相对成熟的“产业链”。
很快，一种思潮在私下蔓延：何不自己办报？报纸这种舆论大杀器，就该掌握在“有良知”的士绅手中，岂能让“只知与民争利”的朝廷独霸天下舆论？
于是，士绅们私下募资，联络刻工，甚至开始向一些名士约稿。
就在这股暗流涌动，几处小报已筹集到初始资金，准备大干一场之际，新一期《汉报》的“新政解读”专栏，刊载了汉国《出版管理条例（试行版）》。
一、凡刻印书籍、文册售卖流通者，需至所在地官府登记，并逐级经通政司审批，取得“书号”“刊号”，并缴纳相应抵押保证金。
二、所有出版物内容，须送审查验，不得有“诋毁朝纲、煽惑民心、泄露机密、诲淫诲盗”等情。
三、报纸、时论刊物，关乎国家舆论导向，社稷民心稳定，为特殊出版品类。
新政试行期间，朝廷只发放话本小说、诗词文集、农工技艺等类书号刊号。待十年之后，视新政试行效果，再予考虑是否发放民间办报许可。
……
《出版管理条例（试行版）》内容，犹如寒冬冰水，将大多数筹办者的热情浇得透心凉。
毕竟，任何朝代，公然对抗朝廷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而汉王虽然广开言路，也不禁民间论政，却格外注重“按规则办事”，对违反规则者的惩处，也从不手软，汉军攻入江南后，更是血腥镇压了一大批敢于公然对抗的士绅。
江南士绅之所以在汉王面前，比面对元廷时更好“说话”，也不是他们“政治觉悟高”，而是在付出血淋淋的代价后，逐渐认识到与汉王合作尚有富贵前程；硬抗，必是粉身碎骨。
若通政司没有印发《出版管理条例》，还可以借着“不教而诛谓之虐”的名义试探。现在已经印发条例，还敢顶风作案，那就真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
大部分办报的行动悄然平息，募集的银钱被悄悄退回，约好的文稿也被婉言辞谢。
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仍有人试图借着办文会之名打擦边球，继续筹办报纸。
——士绅参政议政，乃是千百年固有的传统，若无议政自由，还叫什么士绅？
其中，声势最大者，当属翰林直学士陈遇等人鼎力支持的《东麓书报》，该报因办报地点设在钟山东麓的静诚草堂，而得此名。
陈遇出身于江宁陈氏偏支（就是顽抗红旗营的陈野先一族），曾出任温州路儒学教授，返乡创办静诚草堂后，常论时政，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
石山夺取江宁后，以陈野先顽抗义师为由，强行拆散了大族陈氏，将其主脉流放徐州；随后征辟陈遇为不常设的元帅府博士，以安抚其剩余族人。
实际上，此职就是个荣衔，陈遇并不需要跟随石山，仍在静诚草堂教书授徒。
此后，徐州连番战乱，尚未完全安顿的江宁陈氏主脉再遭离乱，据说“死伤者众”。石山“心中不忍”，诚王建国后，改陈遇为翰林直学士，仍留其在静诚草堂教学。
《东麓书报》，便是以陈遇为首的一批在野清流筹办，欲与《汉报》分庭抗礼的产物。他们行动最快，资金、人员、稿件均已齐备，甚至连创刊号的版都已排好，只待开印。
《出版管理条例》的颁布，对他们而言是当头一棒。
但箭在弦上，加之陈遇自恃有“清望”护体，且汉王对其家族“有愧”，存了侥幸之心。最终决定，不公开售卖，仅印刷五百份，分赠友好同道，“以文会友”，试图钻个空子。
结果，活字版刚刚刷上油墨，才印几张，草堂的大门被猛地撞开。
一队身着锦衣、神情冷肃的探子鱼贯而入，行动迅捷果断。他们不理会任何解释与质问，径直查封了所有雕版、文稿、印刷器具，并将陈遇及在场负责编纂、刻印的十二人，全部锁拿带走。
整个过程干脆利落，不超过一盏茶时间。
等消息传开，江宁士林一片哗然。
这一次，朝中的江南籍官员们吸取了教训。无人再敢质疑“该不该抓”，争论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如何判”上——毕竟《东麓书报》未及发行，危害未显，能否从轻？
石山并不希望大兴“因言治罪”的文字狱，自然不可能真因此杀了陈遇全家。
重构道统的难度，远胜于平定天下，便是因为收复士人之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让士人认清朝廷必须掌控舆论平台的现实，只能坐下来争论“如何判”，便是迈出了关键一步。
数日后，通政司与刑部联合公告：陈遇身为朝廷荣衔官员，明知禁令，带头违制，其心可议。
革去翰林直学士衔，流放濠州，编入屯田营。
其余从犯，杖责八十，准罚银赎罪，所筹办报资金全部罚没充公。
判决既出，议论声渐渐平息。
士人们终于看清了汉王的底线：道理可以辩论，但平台必须掌控在朝廷手中。
你们想公开发表文章，可以！但只能在《汉报》的框架里说；
想另起炉灶，自有国法治你！
不过，汉国内部虽然因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石山的注意力，却并未集中在这些人身上。
绝大部分百姓也没怎么关注这些事，对他们来说，报纸上啥夷啊夏的，哪有正在连载的《江湖豪杰传》更值得期待？更何况，新年期间还有更精彩军民的运动会等着他们。
——与士绅的舆论战，终究只是汉国当前必须打赢的诸多“大战”中的一仗而已，正在快速扩张的汉国，并未因此而放缓开疆拓土的速度。
新年前后，汉军在各条战线上皆有重大进展，江宁一时间捷报频传，稍稍分散了一些《汉报》上的论战热度。
西线，常遇春所部全取南康路后，继续南下，围攻龙兴路治所南昌城。胡大海所部也已经全取江浙行省饶州路，即将对信州路用兵。
北线，李武所部没有向北，收复已成焦土的徐州，而是果断西进，突入汝宁府，一举夺取颍上县，击溃了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鲁派出的一支偏师。
此役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汉军兵锋首次与长期活跃在汝宁府的刘福通红巾军主力，形成了实质性的地理联动与战略呼应。
两支反元武装虽未合并，却已互为犄角，将整个河南南部的元军置于左右夹击的威胁之下。
河南告急的文书，雪片般飞向大都。
元廷，大都。
皇宫深处的天魔舞乐，近日似乎也驱不散那弥漫的焦灼。
妥欢帖木儿看着案头堆积的告急文书，脸色阴沉。
“江南快丢完了，河南又捅了大窟窿……哈麻，雪雪，你们有何良策？”
殿下，权臣哈麻、雪雪伏地汗出如浆。他们靠谗言与逢迎扳倒脱脱才得以上位，于军国大事实无良谋。有老臣趁机进言：
“陛下，国事艰难，或可……召脱脱还朝？”
“脱脱……”
妥欢帖木儿眼神复杂，那个能力超群却总让他感到威胁的丞相身影浮现眼前。
“不可！”
眼见皇帝有些动摇，哈麻急声反对：
“脱脱远在云南，往返起码需要数月，缓不济急！且国库空虚，朝廷哪有征兵的钱粮？为今之计，只有进一步放开‘团练令’，许各地缙绅豪强自募乡勇，保境安民，或可延缓贼势！”
这无疑是饮鸩止渴，将地方兵权拱手让与汉人地主。
但焦头烂额的元廷，已顾不得长远，妥欢帖木儿疲惫地挥了挥手。
旨意下达，大都朝堂暗流更剧。哈麻一党加紧搜罗编织脱脱的新罪状，而脱脱的旧部门生故吏，则于暗中翘首以盼。新一轮血腥的清洗，已在酝酿之中。
而当元廷统治者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河南战场时，石山在浙东却悄然启动又一枚棋子：汉国东海水师与方国珍所部组成了联合舰队，已经开始入海合练了。
……
Ps：陈遇早就埋下的伏笔，江宁之战出场过，估计大部分读者已经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