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余阙是否听从，他汪广洋都会背上“欺师”的骂名。
而且，汉王何等聪明睿智，这些关节，他岂会想不到？
为何还要强人所难，出此下策？
汪广洋心中念头飞转，猜不透石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犹豫了片刻，决定还是先委婉推诿，试探一下汉王的真实意图。他谨慎地措辞，躬身答道：
“王上仁德无双，胸怀四海，不以余师顽抗王师为罪，反念城中百姓安危，愿给余师一条生路，臣闻之，感佩无已，五内俱热！”
他先捧一句，随即话锋一转，露出为难之色。
“然……余师禀性，臣略知一二。其虽为唐兀人，然久沐华夏教化，经学根底深厚，更重气节操守，笃信忠君之道，矢志不渝。
臣虽蒙余师不弃，忝列门墙，有传道解惑之恩，但自知才疏学浅，德望不足，恐……恐难当此重任。臣这微末书信，怕是难以撼动余师铁石之心，恐有负王上重托美意。”
这番话，说得委婉，实则隐含推脱，甚至带有一丝“抗命”的风险。汪广洋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用眼角余光捕捉着御案后汉王的表情变化，心头如同擂鼓。
好在，石山的脸色始终淡然，既无被顶撞的不悦，也无计谋被识破的尴尬，只是平静地听着，手指在御案光滑的表面上轻轻划过。
待汪广洋说完，石山才缓缓开口，语气依旧平和：
“无妨。汪卿不必多虑。孤让你修书，并非笃定你一纸书信便能说降余阙。攻城破寨，我军自有手段。孤此举，一则是念你师徒一场，给你一个全此情分、尽最后努力的机会；
二则，也是给余阙一个台阶，一个选择。他若坚决不降，那便是其个人选择，与他人无关。我军破城无数，也未曾因守臣顽抗，便迁怒百姓，屠城泄愤。”
话已至此，几乎将汪广洋所有推脱的借口都堵死了。
汉王已将此举拔高到“全君臣之名”“给守将机会”“显王者仁心”的高度，汪广洋身为臣子，若再执意推辞，便是不识大体，甚至是质疑汉王的仁德与诚意了。
这顶帽子，他戴不起。
汪广洋心中苦涩，知道已无转圜余地。只能强行压下内心的挣扎，躬身领命，声音略显干涩：
“王上圣虑周全，仁德广被，臣……感愧交加。谢王上成全臣一点私谊。臣遵旨，这便手书一封，定将王上保全生灵、招揽贤才的美意，详尽告知余师。”
石山看着汪广洋那复杂而不得不从的神色，眼中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深邃光芒。他坚持要汪广洋写这封劝降信，自然有其更深层的算计，绝非仅仅是为了“全情分”或“给台阶”这么简单。
“余阙食元廷俸禄，为元廷守土，站在他的立场，本是臣子职分，孤并非不能理解。只是近日，孤翻阅古籍，偶见先贤一言，思索良久，仍难以尽解。汪卿学问渊博，正好请教。”
汪广洋心中那根弦猛地绷紧，一种不祥的预感陡然升起。
汉王看似随意的“请教”，往往才是真正的杀招！自己方才答应写信，怕是已经一脚踏入了汉王精心布置的言语陷阱之中。可此刻，他已是骑虎难下，绝不敢再露出半分迟疑推诿。
他只能硬着头皮，努力维持着恭敬的姿态，道：
“王上博闻强记，臣惶恐，岂敢言‘请教’？王上但有垂询，臣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石山似乎很满意他的态度，微微颔首，缓缓念出一句：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不知此言，当作何解？”
汪广洋闻言，如遭雷击，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背心竟隐隐沁出冷汗！
他熟读经史，岂能不知此言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又岂能不知汉王问此言的真正用意？！汉王哪里是真的“不解”？
分明是要借他之口，用亚圣孟子的利刃，去斩断余阙所持“忠君”大义的最后根基，将其死死钉在愚忠“残贼独夫之君”的耻辱柱上！
——数挫汉军、火烧桐城、独守孤城的余阙可以死，待到蒙元覆灭，新朝编著《元史》，他也可以定为前朝忠臣，但只能化为“愚忠”一类，历史评价不高，甚至不可能单独列传。
这与当初在太平府，汉王命他主持公审、处决素有“清官”之名的总管靳义，并迫使他亲手写下定罪的文告，何其相似！
汉王之心，深沉如海，行事之果决狠辣，亦超乎常人想象。
他不仅要消灭敌人的肉体，更要摧毁其赖以支撑的精神信念，还要让劝降者、执刀者，亲手完成这“杀人诛心”之举，从此再无退路，只能紧紧依附于新朝的战车之上。
汪广洋只觉嘴中发苦。
他过完年才满三十五岁，凭借着审时度势与勤勉能干，年纪轻轻便牧守太平府这等京畿要地，原本以为前程似锦，有生之年未尝不能窥探那宰相高位。
此刻他才幡然醒悟，自己将汉国的官场，想得太过简单了。想要真正跻身核心，获得汉王的信任与重用，需要付出的代价，远不止勤政爱民、才干出众而已。
他还需要通过一次次更为严酷的“忠诚”与“立场”考验，需要亲手斩断与旧时代、旧关系的丝缕牵连，需要让自己的灵魂，某种程度上与汉王的意志彻底绑定。
罢了！
汪广洋心中长叹。当初在当涂县，他便是顺应石山的心意，力主公审并处决了有“清名”却顽抗汉军的靳义，以此作为投名状，才获得了入仕和快速晋升的机会。
为此，他早已得罪了江南部分持传统观念的士绅，实际上已无退路可选。
如今，不过是在这条已然选定的道路上，再向前迈出更决绝、也更血腥的一步而已。
天地君亲师，君在师前！
为了自己的仕途，为了家族的将来，也为了欲在这乱世做一番事业的抱负，他只能选择“忠君”而“忘师”了！尽管这“忘”，带着锥心之痛和永难洗刷的道德污点。
电光石火间，汪广洋已迅速调整好了心态，那瞬间的苍白与挣扎被他强行压下，脸上重新恢复了冷静与恭顺。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平稳而清晰地开始解答：
“回王上，此言出自《孟子·梁惠王下》。乃是亚圣孟子，回答齐宣王关于‘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之疑时所论。其后尚有半句‘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他略作停顿，组织语言，继续阐释：
“亚圣之意在于，贼害仁德之人可称之为‘贼’，贼害道义之人可称之为‘残’。既为‘残’又为‘贼’之人，便是众叛亲离、失尽人心的‘独夫’。
因此，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乃是诛灭残害仁义、失去为君资格的独夫民贼，并非以下犯上的‘弑君’之举。
亚圣以此阐明，‘仁义’乃是为政为君的根本。君王若背弃仁义，祸乱天下，便自行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受命于天的‘君’，而降格为天下人皆可反抗诛讨的‘独夫’。”
解释完毕，汪广洋不等石山再有暗示，便主动将话头引向汉王期待的深意，语气变得更为坚定，仿佛在说服自己，也仿佛在向汉王展示他的“觉悟”：
“臣以为，亚圣此论，振聋发聩，足为万世鉴！‘忠’之大义，绝非对某一姓一家，甚或是失德昏聩之君的盲目愚忠。真正的大忠，当忠于‘天下公义’，忠于‘生民福祉’。
朝廷若失德乱政，暴虐无道，使生灵涂炭，便是自绝于天，自弃于民。
为臣者，不仅无需为其殉葬守节，反而应秉持‘民为贵’之念，有责任廓清寰宇，致君尧舜，或……顺应天命，佐助真正的仁德之主，再造太平！”
“好！解得好！”
石山眼中终于露出一丝明显的赞赏之色。汪广洋的“上道”与急智，让他颇为满意。
此人不仅有能力，更有在关键时刻“拎得清”的觉悟，懂得主动将理论联系“实际”，为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提供“正义性”的注脚。
石山决定，再给这剂猛药添上一把火，彻底逼死余阙，以尽快结束安庆路之战：
“汪卿果然深明大义。亚圣还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余阙可以执念于他对元廷之‘忠’，此为其个人气节，孤不便强求。
然，两军相争，生灵何辜？怀宁数万百姓，不应为他一人的气节殉葬。”
他目光灼灼，看着汪广洋，一字一句，如同重锤敲下：
“卿在书信中，可将孤此言一并告知余阙：只要他肯下令打开城门，放怀宁城中所有愿离城者安全出城，无论军民，孤以绝不留难，并恕免其此前抗拒王师之罪，给予其应有的礼遇。
若其连此亦不允，仍要挟满城生灵为其陪葬……那么，对余阙本人及其死忠部属，便再无情义可言。天下后世，对其评价，亦将如卿方才所解——乃助纣为虐的独夫民贼之臣！”
……
Ps：历史上，余阙独守安庆路六年，事迹远比本书中更突出。
至正十八年，余阙战死后，大儒宋濂曾撰文《余左丞传》，原文太长，就不附在这里了。同时期，还有很多名人作文纪念余阙。
仅择词《沁园春》一首：
生天地间，人孰不死，死节为难。羡英伟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銮。面折奸贪，指挥风雨，人道先生铁肺肝。平生事，扶危济困，拯溺摧顽。
清名要继文山，使廉懦闻风胆亦寒。想孤城血战，人皆效死，阖门抗节，谁不辛酸。宝剑埋光，星芒失色，露湿旌旗也不干。如公者，黄金难铸，白璧谁完。
——作者：刘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