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山并没有扣押方国璋，因为没这个必要。
方国璋虽是方国珍一母同胞的二哥，在方氏集团内部地位尊崇，但能力着实平平，更多是作为血缘纽带和象征性人物存在。
扣押这样一个人物，对于消化浙东、靖清海疆的战略目标，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助益。相反，此举极易被方国珍及其麾下大小海寇头目，解读为汉王欲行斩草除根之举。
万一逼得这些人狗急跳墙，重新化整为零遁入茫茫大海，届时剿抚的难度和成本将大大增加，东南海疆或将永无宁日。
汉军虽强，却还有统一天下，乃至开拓海外的重任，不应该将宝贵的精力，浪费在跟这些海寇日复一日“捉迷藏”上。
石山的目标，从来都没局限于消灭一个割据浙东的方国珍，而是彻底消化浙东三路，进而解决困扰东南沿海百年的私商、海寇交织的痼疾。
此前对方国珍势力军事上的打击与威慑，只是为后续更复杂的政治分化、经济重构与社会改造扫清障碍、创造前提。
方国珍若识相，其势力可以被逐步消化、转化，并给其一个体面的结局；若不识相，也要在其溃散后，防止其死灰复燃或演变为更棘手的祸乱之源。
促使方国珍接受现实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军事上的一时失利，而是石山很早就开始的布局。
当初，汉军刚刚夺下江宁，石山就预料到将来必然会与方国珍爆发冲突，命卞元亨组建东海水师，打造武力解决浙东问题的刀锋；又命夏煜出使台州，以“共抗暴元”为名，迷惑方国珍。
此后，因庆元路归属问题，双方正式定立盟约，表面上看是方国珍得了大便宜，实则借机将方国珍纳入汉国外交框架内，埋下未来介入浙东的伏笔。
随着汉国实力急速膨胀，这些布局逐渐变成了套在方国珍颈上的无形绳索。
方国珍这等枭雄，岂能看不透石山的布局，感受到这日益收紧的束缚？
他趁着汉、宋两国在江州大战，无暇东顾之机，暗中指使麾下海寇袭击汉国商船，正是试图挣脱掌控、试探汉王底线与反应的一次冒险。
然而，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这等小动作如同螳臂当车。
待到石山以雷霆之势解决了江西问题，挟大胜之威将目光重新投向浙东时，方国珍才发现自己早已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此人倒是颇“识时务”，待意识到硬抗只有死路一条，甚至连拖垮对手都做不到时，竟能果断认输，还强力压制内部的反对之声，按照石山的要求，分割舰队，开放台、温口岸。
这份“配合”的姿态，固然是无奈之举，却也显示了方国珍在绝境下的现实选择与隐忍。
单凭这一点，石山便愿意在表面上给予其相应的体面，将事情做得不至于太过难堪，以安抚其部众，利于后续的消化进程。
因此，方国璋抵达江宁后，非但没有受到冷遇，次日便得到了汉王石山的亲自召见。
召见地点设在谨身殿偏殿，气氛庄重而不失缓和。
石山身着常服，端坐御案之后，语气平和地向方国璋询问了台州风物、旅途见闻，对方国珍的“深明大义”表示赞赏，对其“保境安民、避免浙东再遭战火”的选择给予肯定。
这番姿态，就是要通过方国璋，传达给方氏集团及所有观望者看。
会见后，石山更特意嘱咐礼部，要以相应的礼节规格接待方国璋，让其在江宁“多盘桓数日，领略江宁风华”，待卞元亨顺利接收方氏水军分舰队后，就立即放其回台州。
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方国璋已有心理准备，倒是没有再紧张。
彻底消化浙东三路，注定是一场需要耐心、手腕和时间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对志在天下、多线并进的汉国而言，浙东战线仅仅是战略棋盘上的一角。石山很快就将一部分注意力，投向了另一条战线上。
近日，太平府知府李习上奏，以“年齿衰迈，精力不济，恐贻误政务”为由，恳请致仕归养。
石山当初刚刚打下江宁，在江南立足未稳，任命八十二岁高龄的李习为太平府知府，本就是考虑他在江南士林中声望卓著，用以装点门面，
该府日常政务，实际由精明干练的同知汪广洋主持。
如今，李习圆满完成了其“象征性”的使命，功成身退，由汪广洋接任知府，便是顺理成章。
但在正式任命下达前，按照惯例，需召汪广洋入江宁述职，以备咨询，也是对新任知府的一次近距离考察。
这日午后，冬阳透过雕花窗棂，在勤政殿东暖阁光滑的金砖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阁内温暖如春，兽耳铜炉中银炭无声燃烧，散发着淡淡的松木香气。
汪广洋身着崭新的青色官袍，头戴乌纱，毕恭毕敬地立在御案前七步之处。
他已将太平府近年来的钱粮、刑名、教化、水利诸项政务得失，条理清晰地汇报完毕，并回答了汉王关于民情、吏治、漕运等几个具体问题。
奏对过程平稳顺畅，汉王神色平和，偶尔颔首，似乎颇为满意。
汪广洋心中稍定，暗自思忖此次述职应能顺利过关，或许很快就能接到正式的知府任命。
他正准备行礼告退，御案后那个沉稳的声音再度响起，却问了一个看似与太平府政务毫无关联，却有些敏感的问题：
“汪卿，孤听闻，你曾师从蒙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
汪广洋心头微微一紧。
汉王日理万机，这种严肃场合的每一个问题，都不可能是空口闲谈，往往蕴含着深远的政治考量或某种意图试探。
而余阙的身份是蒙元封疆大吏，与己方立场敌对，更使得这个问题尤为敏感。
好在，他师从余阙之事并非秘密，乃是在余阙仕途受挫、归隐讲学期间发生，且自投效汉王以来，他自觉与这位老师早已断绝往来，问心无愧。
汪广洋定了定神，面色坦然，拱手答道：
“王上明察秋毫。此事的确属实，约在五年前，余师时任蒙元佥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事，因彻查衢州路总管燕只吉台贪酷害民之案，秉公执法，触怒了上官，反遭构陷。
余师愤而挂冠，归隐山林。彼时，太平府李习李公慕余师才学品德，特邀其至采石书院主讲经史，为期数月，四方学子闻风而至，门庭若市。
臣当时恰在太平游学，仰慕余师学问人品，遂有幸列入门墙，追随左右，聆听教诲，于经史义理、诗文书画之道，皆受益匪浅。”
汪广洋回答完毕，唯恐汉王心生猜忌，又连忙补充道：
“然此皆过往旧事。自余师后来应元廷之召，再度出山赴任安庆路以后，臣便与其少有联系，此后投效王上，各为其主，立场迥异，更是恪守臣节，未再与余师有片纸只字之联系。
此心此迹，天地可鉴，伏乞王上明察。”
“嗯。”
石山早通过锦衣营的暗中调查，对此事了然于胸，知道汪广洋所言非虚。他轻轻应了一声，面色如常，看不出喜怒。
“我军已连克安庆路所辖诸县，如今仅剩余阙率残部困守孤城怀宁，负隅顽抗。此人当年在浙东，能为民请命，不惜得罪上官，可见其心中尚有‘民’字，并非一味贪酷残民的贪官酷吏。
如今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其据城死守，亦是尽臣子本分。然，怀宁城内，除却守军，更有数万无辜百姓。战端一开，玉石俱焚，非孤所愿见。”
他的目光落在汪广洋身上，仿佛在斟酌词句，又似在观察其反应：
“兵法有云：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若能以最小代价，保全最多生灵，方为上策。余阙既有爱民之心，或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汪卿曾为其门下弟子，可否……代孤手书一封，陈说利害，劝其审时度势，顾念满城生灵，顺应天命民心，早息干戈？”
此言一出，暖阁内的空气仿佛都凝滞了几分。
汪广洋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纯粹文官，他对安庆战事亦有所关注。
他很清楚，自汉军组建以来，罕逢败绩，有限的几次受挫，大半与自己这位老师有关。
余阙不仅两次发兵损毁桐城，让赵胜、卞元亨、耿再成、汤和等一众汉军悍将灰头土脸，前些日子更在怀宁城下，让抚军左卫都指挥使邵荣损兵折将，吃了个不小的亏。
据说邵荣已经效仿李武攻取寿春之法，开始在怀宁城外筑垒围城，准备打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仗打到这个份上，余阙早已与汉军诸多将领结下深仇。
即便汉王胸怀宽广，愿意赦免其罪，或者余阙愿意投降，以其过往“战绩”和刚烈性格，献城之后，能否平安活到受封之日，恐怕都是未知之数。
毕竟，两军相争，各种“意外”从来不少。
更关键的是，汪广洋太了解自己这位老师了。
余阙虽是唐兀人出身，却自幼生长于合肥，浸淫汉学，经史造诣极高，更难得是位“知行合一”的践行者，忠君报国之念早已融入骨髓，坚不可摧。
指望自己一封信，就能劝动这样一位信念如铁的守臣开城投降？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他自己，一旦写下这封劝降信，便意味着在天下人面前，公开与恩师决裂，站在了劝其“背主”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