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山宣布召冯国用回江宁述职的话音，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石子。
群臣刚刚因汉王“兄弟争雁”故事，而被勉强压制的复杂心绪，瞬间被更为微妙的揣测所替代，众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参知政事赵琏。
原因无他，冯国用的身份，与被召入朝的时机都太过特殊。
殿中诸公如大理寺卿杨维桢、礼部尚书陈基等人，或许还没见过冯国用，但能做到他们现在这个位置，对汉王的起家过程，多少有过深入研究，大致知道冯国用是何许人。
此人是最早主动投效石山的士子。其经历，堪称汉王注重实务，不拘一格用人的典范：
从元帅府参谋军事的从事中郎，到独当一面的怀远县令，再到中枢主持工程营造的工曹知事，直至外放为江北李武最重要的佐贰官——江北诸路总管府同知。
每一步，都踏在实务要害之处，且均有可圈可点的实绩。
这样一位跨越军政，沟通中枢与地方，资历能力和对汉王的忠诚俱佳的人物，在首相刘兴葛年老体衰，两次请求致仕的敏感时刻，被汉王亲口点名召回……
这其中的意味，殿内这些浸淫宦海、嗅觉敏锐的重臣，岂能品咂不出？
蒙元政治生态早已崩坏污浊，其影响如疫病般蔓延，影响的不仅仅是元廷，还包括汉国在内所有政治势力，区别只在轻重。
相对而言，汉国还算不错，锐气尚存，石山又从一开始就刻意整治和规范，至少还未出现“元从”功臣集团彻底抱团，明目张胆地堵塞后来者晋身之路的恶况。
其实，朝堂上这段时间之所以这么热闹，表面上看是地域矛盾逐渐显化，根源还是利益之争。
根子在于刘兴葛即将去职，留下的权力真空。部分官员，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中枢大调整中抢占更有利的位置，攫取更大的个人权势，才不免心思活络，乃至有些“上蹿下跳”。
周昶提议“淮西行省”，未尝没有借此试探汉王风向，迎合实力派，以巩固自身地位的盘算。
对此，石山洞若观火。
他的头脑很清醒，从未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不会认为自己看过后世数百年的发展成果，便能凭一己之见，行霹雳手段，将这群脱胎于旧时代的官僚，全都改造成一心为公的“圣人”。
人性千年不变，对权力、地位、财富、安全等利益的追求根植于血脉。
石山自己难道就没有私心？巩固王权、推行心中构想的新秩序，本身便是最大的“私心”。
臣下有私心不是什么大问题，主君的职责在于驾驭、引导和平衡臣子，将无数个体的私心与努力，尽可能纳入政权整体发展的轨道中，使之成为推动历史向前的动力，而非内耗倾轧的祸水。
这需要远超常人的耐心，更需要精妙如走钢丝般的政治手腕。
说到底，再好的制度设计，终究要有“人”来做事。是人，就必然会有能力和立场差异。
对谭有鱼这类利令智昏，胆敢触碰国法底线的家伙，该杀就杀，绝不手软。
但如周昶提议设置“淮西行省”，本就是吏部尚书职司范围内的事，若因言获罪，甚至起大案杀人无数，只为教训臣下别给自己“甩脸”，那以后谁还愿意真心为你效力？
动辄掀桌子，以“整治吏治”为名大兴刑狱，固然痛快，短期内也能震慑宵小，但长远观之，只会让百官寒心、缄口，变成一群唯唯诺诺、但求无过的应声木偶。
而一旦强势的主君驾崩，换上能力、威望皆不足的后代登基，官场生态便会灾难性的反弹。
一个健康、有活力、能开疆拓土也能开创盛世的政权，绝非君主一人的智勇所能支撑，它必须依赖于一个有主观能动性、敢做事（哪怕有时带着各自目的）、愿负责的官僚团队。
改朝换代，战场上的锋镝铁血只是必备条件，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是管根本的长远措施，还需要一些虚无缥缈的气运，但只有锻造一支高效的行政班子，才能建成稳固王朝。
作为这个新生势力的开创者与掌舵人，石山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清晰：
他并非事必躬亲、监督到每一个毛孔的苛刻监工，而是设定航向、制定规则、并在动态中不断调整平衡的舵手与最高仲裁者。
团队带好了，统一天下，开创盛世，功业自然归于他的领导；倘若团队屡屡出问题，治理失效，他也不能将责任推给“前朝遗毒太深”或“臣子私心太重”。
——人性本就如此，正如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真正的症结，往往出在引导与制约的机制设计上。
因此，他平日并不轻易干涉臣子在廷议中的争论，甚至默许一定范围内的“合纵连横”与观点交锋，这有助于暴露问题、筛选真金。
但这一切有个不能逾越的底线：争论须有度，不可败坏朝堂风气，不可将派系私利公然凌驾于国事公义之上。
一旦察觉苗头不对，石山便会出手，适时降温，拨正航向。必要时，不惜处理一些人。
此刻宣布调冯国用回朝，便是他掷出的一枚意味深长的棋子。
这既是对江北事务的具体安排，更是对近来朝堂某些暗流涌动的明确敲打，是在提醒所有人：
自己虽然起兵时间较短，家底依然很薄，但并不是无人可用。诸位若安分守己，务实任事，前程自然可期；若是只顾结党营私、折腾不休，那么，该有的位置与体面，也未必牢靠。
很多人原本认为刘兴葛致仕后，赵琏接任首相，次相之职大概率会从各院、部主官中产生，然后腾出更多位置，忙不迭各施手段，希望能更进一步。
但汉王调冯国用入朝，便是打破了众人思维惯性的神来之笔——以冯国用的资历，完全可以接任次相，直接从头断掉所有人的念想。
这无声的警示，如同冰水浇头，让不少官员心头骤然一紧。
而对此感受最复杂、最深刻的，莫过于参知政事赵琏。
他资历和能力都足够，对“首相”之位有所期待，却也自知降官出身，根基不如淮西元从深厚，在派系林立的朝堂中，即便上位也难免掣肘。
如今，汉王不仅调回了资历、能力、甚至潜在号召力都足以与他分庭抗礼的冯国用，更早前还明确指示要调绍兴知府孙炎入朝“另有任用”。
这几步棋联系起来，赵琏顿时豁然开朗：汉王今日廷议的所有举动，绝非临时起意，而是对中枢未来权力格局、人事梯队建设，早已有了通盘考量。
君王心意，深如渊海！
权势的诱惑固然灼人，但更令人凛然的是君主的雷霆手段。
赵琏终究是历经宦海、能屈能伸的人物，电光石火间，他已强行按下心中那一丝失落与不甘，迅速调整了心态，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他不再纠结于在刘兴葛致仕后，能否独占鳌头，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在这个汉王亲手勾勒的新格局下，扮演好自己应有的角色，既维护君臣体面，又体现自己的价值。
赵琏迅速做出一副顾全大局、心系公务的姿态，打破殿中沉默道：
“王上思虑周全，冯同知在江北劳苦功高，理当召回中枢，委以更重之任。只是，”
他话锋一转，主动考虑冯国用入朝引发的一系列人事调整，道：
“江北行省初立，百端待举，千头万绪。冯同知既然归朝，其原有职司关乎江北政务衔接、民生稳定，接替人选亦需尽早议定，以免出现空档，耽误了王上经略江北的大计。”
对赵琏如此迅速而务实的反应，石山暗自点头——是个识时务的聪明人，懂得在规则内行事。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殿中诸臣，不再绕弯子，直接抛出了自己关乎未来政权基石的用人理念，声音沉静，却字字千钧：
“古语有云‘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孤以为，此言乃治政治军至理！
大汉新立，须一扫蒙元以门第、血缘定贵贱、分清浊的腐朽积习，开创清明进取的新政风，至少孤这一朝，须得定下规矩：
无论文武，欲居庙堂之高，掌方面之权，必先沉于基层，经实务历练，于烦剧中证其才，于艰难处验其德，方能一步步擢升，委以重任。
诸卿，以为然否？”
石山这番话，如同黄钟大吕，在殿中回荡。它占据着无可辩驳的“政治正确”高地，直接指向汉国政权合法性与先进性的核心——唯才是举，重实绩而轻虚名。
殿内重臣，大多是跟随石山从微末中一刀一枪拼杀、一城一池治理而来，对此原则自然无法、也不敢反驳，他们许多人本就是这一原则最直接的受益者与体现者。
但听在另一些人的耳中，却不啻于一道惊雷。
尤其是那些自忖升迁较快，中枢任职日久，但地方州县治理经验相对单薄，或是自觉近来“表现”已被汉王记住的官员，心中顿时七上八下，凉意暗生。
汉王此刻突然强调“基层历练”，意欲何为？结合先前调冯国用、孙炎、殷从道等地方干才回朝，莫非是要对中枢进行一轮“换血”或“补课”？
将一些缺乏扎实地方治理经验的官员，“下放”到州县去“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