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武所部攻克寿春，拔除了蒙元设在淮西的最后一颗钉子，其意义绝不止于军事上。
这意味着汉国的江北疆土彻底连成一片，一个更庞大、更复杂、也更具潜力的棋局，摆在了石山的面前。如何落子，不仅关乎下一步扩张，更关乎政权内部的平衡，以及未来朝堂格局走向。
捷报传至江宁后，石山便按照惯例，在奉天殿偏殿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江北下步发展方略，他这次没让枢密院官员代劳，直接开口介绍议题背景，道：
“李武不负所托，已克寿春。淮西锁钥，今入我手。”
他略作停顿，让这个消息在群臣心中再沉淀片刻。拿下寿春的喜悦早已在初闻捷报时释放过，此刻召集群臣，是为了更重要的事。
“当初，孤率主力渡江，开辟江东基业。将江北庐州、安丰等路州托付于李武、冯国用等人，设‘江北诸路总管府’，实为权宜之计，意在稳住后方，策应江南。”
石山的手指在御案上轻轻敲击，仿佛在梳理着过往的战略脉络。
“彼时，强敌环伺，江北需事权集中，方能应对。如今，寿春既下，庐州、安丰两路贯通，淮西腹地初定。再以‘总管府’旧制统辖日渐广阔的江北诸路，已显局促，号令协调，恐生滞碍。
今日召诸卿前来，便是要议一议江北行政架构当如何调整，方能顺应新局，利于长远？”
石山说完，身体微微后靠，做出倾听的姿态。
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也是重视“集体智慧”与“制度流程”重要性的体现。
石山治军，很重视将领能力培养，每次大战前，都会召集高层将领军议，以求群策群力，尽量完善作战方案，确保克敌制胜。
治政上，也是如此。
即便以他如今横扫东南的威望，许多大事完全可以乾纲独断。
但他更清楚，一个健康的政权，绝不能只靠一个人的英明。
长期独断专行，主君会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听不到任何不利的消息，而臣子则会退化成唯唯诺诺的应声虫，甚至是只知道磕头应是的奴才，失去主动性与创造力。
那是统治的捷径，却是政权活力的死路。
想要群臣真正用心用力，该有的体面必须给，该走的程序也不能省，哪怕有时会因此而显得“低效”，但良好的政治生态养成，必须经过这一步悉心培养。
殿中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群臣都在整理自己的思绪。
调整江北架构，看似是只涉及吏部、礼部的行政区划寻常事务，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权力分配、资源倾斜、派系平衡，甚至是对未来潜在方向的表态。
众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投向了吏部尚书周昶——人事与机构调整，首涉吏部的职司，他必须率先表态。
周昶的心中，其实已经转过无数个念头。
石山率军南下攻取江东前，其势力范围包括庐州路十城（缺英山县）、安丰路三城、扬州路三城、淮安路一城和安庆路一城，另有徐州路徐州、宿州、萧县、灵璧、睢宁等城。
为避免江北大小事务需渡江请示，而延误时机，石山重新划分了江北行政区，大致分为三块：
淮河以北，徐州红巾军彭二郎、李喜喜、薛显等部，名义上仍归属于芝麻李，实际由殷从道暗中协调，暂时维持现状，使其相互牵制，避免被他人强势整合摘了桃子。
淮河以南，庐州、安丰、淮安、安庆等十五城，石山尽皆划归江北诸路总管府，并任命李武为翼元帅兼江北诸路总管府总管，许他开府建牙，统揽各地军政要务。
但石山也不是毫无保留地信任李武，他以扬州路三城（即滁州三县）与江宁隔江相望，联络比较方便为由，仍安排傅友德所部镇朔卫驻守，归自己直接节制，实际是对李武所部的牵制。
治政和治军的区别很大，但做到高深处便是殊途同归，都要因时而变、随事而制。
如今，徐州红巾军已经成为历史，诸部人马尽皆被整编消化，淮河以北也只剩下了五河及泗州两城，而原本镇守滁州的傅友德，也早已移镇扬州府。
江北诸路原本诸部相互制衡的局面，只剩下了李武“一家独大”，现在又夺下了寿春，实力更强，万一其生出异心，则后果难料。
周昶理清了思路，出列半步，拱手躬身，声音颇为沉稳：
“王上明鉴。江北局面盘活，确需更高层级之机构总揽全局，以应四方。只是……”
他稍作迟疑，似乎在谨慎选择措辞。
“敢问王上，此番调整，是意在‘扩权’以利进取，还是意在‘分权’以固根本？”
这个问题问得很老辣，也瞬间点醒了殿中许多官员。
周昶的潜台词很清楚：李武原本就是翼元帅，如今坐拥江北精兵，连下重镇，威势正隆。此番调整，若是进一步放权，李武便如虎添翼，成为汉国境内权势最盛的方面大员；
若是意在制衡分权，则需引入新的力量或架构，对其加以约束。王上的心思，究竟属意何方？
蒙元行政区划非常混乱，不仅江南、江北的路级行政机构统辖范围差异极大，全国还有多个同名县、同名州，乃至同名路。
石山夺下集庆路后，就一直在降路为府，改州为县，以减少行政层级，避免人浮于事，也是为了适应势力发展初期，行政人才严重不足的现实需要。
不过，这种行政机构调整，最高只限于路级。
石山此前任命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傅友德等人领江浙、江西、淮南等行省高官之职，以便他们统合军政力量，加快军事扩张速度，都只是基于蒙元粗糙的行政架构。
尽管在他的设想中，江北行政架构要进一步细化，却不是现在，石山解释道：
“江北相对地广人稀，治理比较粗放，路、州两级暂时不宜大面积调整，主要是上层架构——我军全取安丰路后，局面进一步盘活，但江北面临的压力也相应增大。
如今，我军向西，能与汝宁府刘福通、杜遵道势力联动；向东，须得处理与张周的关系；北面，更需应对元军南下的压力；西南，还有英山县抵在徐宋后背，桐城县挤压余阙所部。
孤的意思，是江北诸路总管府架构过小，权轻位卑，难以协调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须得做出调整。”
周昶心念电转。王上强调“协调各方”“应对复杂”，听起来是倾向于赋予江北更大自主权，以承担更重的开拓任务。
按说汉国现在江南诸府能够调动的人力、物力，远在江北之上，开拓重心明显在江南。为了加快在江北的征伐步伐，而适度放权，本是题中应有之意。
他知道李武与石山微末时便共过生死，颇得汉王信任，不然的话，汉王渡江时也不会托付后路给李武。顺着这个思路，给出一个“放权”色彩浓厚的方案，似乎最可能迎合上意。
然而，宦海沉浮多年的直觉，又让周昶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
权力场上无父子，何来永恒的信任？
尤其是这种近乎裂土封疆的大权，王上起于淮西，如今基业重心却在江南。淮西故旧势力随着李武的成功而水涨船高，这本身是否就是一种需要微妙平衡的力量？
王上那句“权宜之计”和“恐生滞碍”，会不会有另一层含义？
权衡片刻后，周昶决定采取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试探性策略，道：
“王上，元廷为剿抚淮南，曾在河南江北行省辖区内析出‘淮南行省’。王上起于淮西，如今江北总管府所辖也皆淮西之地。臣愚见，或可设立‘淮西行省’。
辖区从南面的安庆路到北面的徐州路故地，如此，既能名正言顺总揽军政，便于开拓，亦可使淮西子弟归心，知王上不忘根本，奋发杀敌！”
此言一出，殿内气氛明显一振。
枢密使朴散、枢密院同知李忠义、户部尚书李善长、新任兵部尚书殷从道、捧月卫都指挥使龚午等一批淮西籍的重臣，眼中闪过亮色。
若能设立“淮西行省”，无疑将在汉国权力架构中，为他们这一最早从龙的集团，奠定一个极其坚实且带有某种“特权”色彩的地盘，有利于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占据更有利位置。
石山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有些恼怒：周昶这一手既像是顺着“放权”的思路走，又暗戳戳地投合了殿内实力派的乡土私心，更将“淮西”这个地域概念正式抬到了台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