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重臣变动，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政争。
若是王朝立国已久，阶层利益基本固化，这等大事往往需经朝中相当级别的大臣“廷推”公议，以缓冲各方矛盾，避免利益受损方撕破脸面，引发激烈冲突。
但汉国本就初立，中枢机构的骨架都未建全，各方势力都在快速增长，远未达到动态平衡，更谈不上利益固化。
此时若将兵部、礼部尚书这般要害职位的人选调整，付诸朝堂讨论，不知道要吵成什么样。石山乾纲独断反而是效率最高，震荡最小的选择。
吏部尚书周昶便深谙此理，明智地没有提这茬，待众臣退出偏殿，只剩下四人时，他就直接切入核心，躬身问道：
“王上，兵部、礼部，皆为中枢要害部门，任务繁重。如今两部侍郎案发受处，闻、夏二位尚书又已自请罢黜，其职不可虚悬一日。臣斗胆请王上明示：该以何人接替为宜？”
石山虽然没有接受闻四九和夏煜的请辞，但事情已经摆上台面，剩下的只是走流程而已。
周昶默认闻、夏二人已经罢官，石山留下赵琏、朴散和周昶，本就是为了讨论此事，也用不着再演虚伪的“挽留”戏码，当即指示道：
“礼部掌教化，定典章，其官非才学深厚、熟知经典之士，不可担任。”
石山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内显得格外清晰，他深知改朝换代是打破旧秩序，再建立新秩序。他既然建立国家设立百官，搭起了建立新秩序的行政架构，就不能什么事都独断专行。
即便要强行推进一些改革，也必须走程序——这不仅是必要的姿态，更因为“程序”本身就是“新秩序”的一部分，是行政架构能够有效运转的前提。
说到此处，石山的目光转向赵琏与朴散。
“宣部侍郎陈基博闻强记，做事勤勉，受领的各项任务皆完成比较出色。孤有意以陈基接掌礼部，二位以为如何？”
石山拿下了应天府江宁籍的夏煜，换上台州路临海籍的陈基，并没有削弱“江浙系”官员的实力，却打破了旧有的地域小团体，给了江浙其他区域的才俊以希望。
而汉王对于礼部尚书之职的选拔要求，则被赵琏、朴散自动忽略，二人都是聪明人，相互对视一眼，便齐声应道：
“陈侍郎学养深厚，处事公允，确是上佳之选，臣等并无异议。”
安排完礼部尚书人选，石山便将目光投向更加敏感的兵部尚书人选。
“兵部掌兵籍、粮草、军械保障诸事，执此权柄者，非但要清廉忠勤，更须‘知兵’——打仗不比做文章，要么胜要么败，半点不能糊弄。兵部尚书若不知兵，前线将士又怎能忘死拼杀？”
此言一出，殿内空气似乎又冷凝了几分。
自秦汉建立大一统王朝后，相权与君权的博弈就从未停歇。
无论传统的“六部”，还是汉王的“八部”，其实都是丞相的“自留地”，各部主官的人事任命，丞相一般都有极大的话语权。
如今石山以“兵部尚书必须知兵”这一看似无可辩驳的专业理由，直接框定了兵部尚书的入选范围，其用意昭然若揭：
军籍与后勤是军队的命脉，石山要将这个关键部门的主官，从传统的文官把控，部分移交到会带兵打仗的武将手中，分明是要进一步扩大武人在中枢的影响力。
而军权又由汉王亲自掌控，实际就是限制丞相的权力，王权对军队的掌控将更加如臂使指。
参知政事赵琏仿佛吞下一枚黄连，他何尝不知汉王此举，就是赤裸裸地侵蚀相权？
但眼见“首相”刘兴葛撑不了多少天，自己这个“次相”降官出身，在汉国内部资历尚浅，威望不足，全赖汉王信重，才能在刘兴葛去职后，顺利接任“首相”之职。
此刻，他若出言反对，不仅徒劳无功，恐怕连眼下的位置都难保。
电光石火间，赵琏便权衡了利弊，非但不能反对，反而要率先表态支持，以显忠诚。他压下心头的苦涩，脸上露出深以为然的神情，拱手道：
“王上圣明！兵者国之大事，自当选贤任能，本该以知兵者为兵部尚书。臣附议！”
枢密使朴散的心绪则更为复杂。
兵部核心职司是“掌兵籍”，枢密院则是“掌兵权”，两个部门分工本来比较明确，却因原兵部尚书闻四九能力不足，且枢密院主持征战，权柄日重，逐渐侵夺了部分属于兵部的职司。
现在，汉王点明要以“知兵”之人领导兵部，这部分职司多半要还回去，枢密使朴散本能觉得自己的权柄会被削弱，心中涌出一股危机感。
但他清楚自己虽位列武臣之首，却不是常遇春、徐达等人那般从血火中拼杀出来的统帅，只是因为投效汉王够早，机缘巧合坐到了现在的位置上，其权威更多源于资历和汉王的信任。
朴散未曾统过兵，自然谈不上真“知兵”，也不敢提出异议，只能跟着赵琏道：
“臣虽居枢密使高位，亦常感兵事精深玄妙，学无止境，每筹划大战，便战战兢兢，唯恐有所纰漏。兵部尚书之职，确应由通晓军务的干才出任，方能辅佐王上，整军经武。”
既然两位宰辅重臣如此识时务，首相刘兴葛年老体衰，便没必要再出面为此事背书了。石山微微颔首，不再征求二人的意见，直接给出自己的决定。
“泗州知州殷从道出身行伍，曾独当一面，统率大军；外放州府，亦将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深谙军政协调之道。此人文武兼资，可任兵部尚书。”
三年前，因薛显胡乱指挥丢了虹县，红旗营损失惨重，石山被迫脱离徐州红巾军。
但彼时红旗营外部环境极其恶劣，还不能与芝麻李公然翻脸，成立元帅府时，石山便以赵均用旧部闻四九执掌兵曹，就是向外释放自己虽然自立，但仍愿意与徐州红巾军合作的态度。
此举，还为石山日后和平吸收徐州红巾军，留下了操作空间。
如今，徐州红巾军早就成为历史，被石山彻底收编，李喜喜、毛贵等徐州系大将执掌重兵，李忠义也在枢密院出任清贵位置，中枢实权部门不再需要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能力的徐州系主官。
这才是闻四九被换掉的真正原因。
而择出身“合肥军”体系的殷从道接任兵部尚书，既是引入新的力量，打破可能的派系板结，也为日后进一步解决“合肥军”山头问题埋下伏笔。
赵琏与朴散都不是汉王肚子里的蛔虫，或许想不到这层层叠叠的深远布局，但涉及军权调整，汉王心意已决，没有再征求他们的意见，二人便聪明地保持了沉默。
最棘手的兵部尚书人选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周昶暗自松了口气，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