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中的空气，因杨维桢的激动言论，仿佛静止了一瞬，石山的目光在那张因激动而泛红的老脸上停了片刻，才缓缓抬起手。
“好了。”
声音不高，瞬间压下了杨维桢尚未完全出口的凛然之气。石山看着这位以诗文书法名动东南、此刻却甘为“酷吏”代言人的老臣，心中并无怪罪，反而有几分了然。
江南士绅需要一把斩破汉国既有利益格局的刀，杨维桢需要展现自己的孤直品质，而石山也需要一个让所有人都看得懂的“法治”标杆，乐得有人扮这个黑脸。
“孤并非要徇私乱法。有鱼之罪，证据确凿，国法难容，自当严惩。”
石山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屏息凝神的群臣，接着道：
“但他在徐州时便随孤创业，未曾惜命。国法之外，还是要为他留些体面。”
刑部是汉国新律的主要修订者，张儆常在御前与石山探讨“情”与“法”的边界，深知汉王既重律条严谨，有意革除蒙元律法失之于“软”的问题，却也不排斥“人之常情”。
他很快就领会了石山的意思，出列道：
“王上仁德，念及旧情，体恤臣下，臣等感佩至深。谭有鱼欺君罔上，死罪难逃，此乃国法铁律，无可更易。然……”
他略作沉吟，仿佛在律条中谨慎搜寻词句。
“死刑分斩、绞、凌迟诸等。斩刑身首异处，魂魄难安；绞刑可留全尸，于身后事稍显宽仁。或可……将斩刑改为绞刑？如此，既明正典刑，以儆效尤，亦算全了君臣一场的情分。”
这番话滴水不漏，既维护了法律的威严，又完美践行了君王的“仁德”，更给出了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殿中不少官员，尤其是非淮西系的，都在心中暗赞张儆机敏。
参知政事赵琏目光微闪，张儆搭好了台，他这位副相就该来唱最关键的一出。随即出列，引领“共识”：
“张尚书所言两相兼顾，如此处置，既彰显我国法严明，亦昭示王上待旧仁厚宽容，不忘微时之功。谭有鱼若能真心悔过，亦当愧悔无地，感激王上法外施仁的浩荡天恩！”
杀人不过头点地。谭有鱼被石山教训后痛快画押，无非是想用自己一条命，换得家小得以保全。如今被赵琏这么一说，倒像是他得了天大的恩典，被明正典刑了还要叩谢隆恩。
这便是语言的机巧，也是政治的常态。
石山不清楚谭有鱼会不会真正感恩，却知道随着自己的权势愈重，生杀予夺皆可一言而决。但越是如此，越需清醒，不能被绝对的权力腐蚀了自己的判断，更不能放纵个人的好恶。
他要扫除的，是蒙元百年统治留下的种种积弊——官场贪腐、土地兼并、民族压迫、司法溃烂……这绝非杀一个谭有鱼就能解决的。
这条革新之路，注定伴随鲜血与牺牲，也注定让他越来越像真正的“孤家寡人”，昔日的袍泽情谊，终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冰冷的政治权衡。
人是会逐步改变的，石山也一样，他得守住底线，可以是一个冷静的政治家，却不能彻底沦为只计算利益得失的机器。对谭有鱼那份“失察失教”的自责，也不全是演戏，确有几分真情流露。
若自己对他约束更严，提点更多，或许这个能力有限却勇悍忠诚的老兄弟，不至于滑入如此深渊。这份复杂的情感里，有对旧日情分的惋惜，有对人性易变的慨叹，也有对自身责任的反省。
这并不是什么“过度自卷”，而是势力领袖带队伍做大事必备的清醒，不能因为属下天天吹捧“圣明”，就真以为自己不会。
石山驻足殿中仰首，再次回顾了谭有鱼过往的点滴，片刻后，他的眸中已归于平静，摆了摆手，仿佛亲手斩断了与某段过去的羁绊。
“罢了。”
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清朗与稳定，不再有丝毫犹豫。
“就依张尚书所议，改斩为绞，留其全尸。行刑之前，让给他置办一席像样的酒菜。再赐他一壶宫中窖藏的‘金陵春’吧。算是孤送这糊涂旧人，走完最后一程。”
“王上仁德！”
赵琏的反应极快，起头称颂后，群臣跟着高喊，山呼之声回荡殿宇。
“王上仁德——！”
其中有对法度终于落地的敬畏——看，即便元从亲信，触犯国法亦难逃严惩；
有对君王念旧之情的感慨与安心——王上终究是重情义的，不会鸟尽弓藏；
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既立了威，又存了仁。
殿中之人，谁不是血肉之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行差踏错？，甚至很多人早就不干净，谁也不愿追随一个只认所谓“铁律”，实则肆意杀人失去“人味”的主君。
汉王今日的表现，恰好在“法”与“情”之间，划下了一条让大多数人感到安全的界线。
石山缓步走回御座，他大致能猜到殿中臣子心中的想法，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处置。
很多宏大的理想，在落地时必然要妥协，要迂回，譬如封建社会基本不可能存在的“法治”。石山比任何人都渴望建立一套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但这可能一蹴而就吗？
汉国草创，所谓的“国法”，绝大部分只是在蒙元那套繁杂且充满民族歧视的“元律”基础上，删减一些过于荒诞的条款，调整一些明显的比例失衡而来。
有些地方，甚至因为要争取旧官吏阶层的合作，显得比元律更为“宽仁”。
眼下司法效率看似比元廷高，与其说是体系优越，不如说是一个新兴政权在上升期所特有的那股“朝气”在支撑，是权力相对集中、令行禁止的结果，而非法治建设本身的胜利。
归根结底，汉国的官僚体系，从人员构成到思维习惯，从办事流程到社会认知，几乎完全脱胎于蒙元。想让它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倭寇首级勘验舞弊案”能如此迅速地审结定案，并且在中枢波澜不惊地通过，谭有鱼胆大包天、自寻死路是主因。
但其背后，何尝没有各方势力的悄然博弈？
谭有鱼能力平平，未能跻身部院主官，但他“淮西元从”的标签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以最早追随石山的功勋集团，手握重兵，盘踞要津，在汉国朝堂拥有着压倒性的话语权。
此案中，跳出来穷追猛打、扮演铁面无私角色的大理寺卿杨维桢，是江南士林清流的代表；
而主审官刑部尚书张儆，及其背后支持的参知政事赵琏等人，则属于“蒙元旧官”转化而来的文治官僚群体。
这两股势力，在硬实力和亲近度上，原本根本无法与根深蒂固的淮西集团抗衡。
然而，借此“开国第一案”，成功地在淮西集团坚固的阵营上，撬开了一道缝隙，削弱了其“刑不上元从”的潜在特权，为自己这一方争得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与政治资本。
不过，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石山的默许和引导下完成的，且不能做得太过，不能寒了提着脑袋跟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之心。
平衡，是帝王术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