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铁骑在其上升期，展现出了近乎吞噬天地的扩张欲望，从漠北荒原的原始部落挣脱而出，他们仅仅用了数代人的时间，便如狂飙般征服了已知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
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帝国在蒙古人的马蹄下诞生，四大汗国加上大元帝国，疆域东接浩瀚沧海，西至乌拉尔山脊，南括海南岛诸岛，北接北冰洋万古不化的冻原。
但，弓弩终有射程，蒙古人的征伐也有其极限。
即便强盛如大元帝国，在其军威最盛的时期，也曾屡屡受挫于南方烟瘴与东方波涛。
一征满者伯夷王朝（爪哇）无功而返，对占婆王国（占城）的兵锋亦被挫败；
两次大举渡海东征日本，皆因可怖的“神风”而近乎全军覆没，战舰残骸堆积若山；
两征蒲甘（缅甸），三伐安南（越南），无不损兵折将，难竟全功。
尤其是对日本征讨的惨败，影响深远。
蒙元第一次东征失败后，日本镰仓幕府曾三次派遣使节向蒙元朝贡，并接受了元廷“金符诰命”，此举并不是日本被武力征服后建立宗藩关系，更似停战求和的外交手段。
元世祖忽必烈自然不会满足日本这种表态，再起大军第二次东征，结果损失更大。
两次东征失败都充满了巧合，让隔着茫茫大海的日本军民，从最初对“蒙古铁骑袭来”的震恐，逐渐滋生出一种基于侥幸的“神国”自负，以及对神州王朝莫名其妙的心理优势。
终元一朝，元朝与日本之间仍有使节互访记录，但频率较低，且未再出现正式册封，两国事实上成为了没有再开战的敌对国。
有限的民间贸易，也常因日方商船动辄武装闯关、强买强卖而纠纷不断，最终演化出部分日本大名暗中支持，由破产武士、浪人、海民混杂而成的“倭寇”之患。
而蒙元当初声势极大的两次东征接连失败，更是让其失去了外交解决倭寇问题的威慑力。
这等海外蛮夷小国，畏威而不怀德，你不能在战场上将其彻底打疼、打服，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彼此间不可逾越的实力鸿沟，他们便只会蹬鼻子上脸，越来越放肆。
礼部尚书夏煜，正是基于其职司所系的历史认知与外交思维，在确认商船失踪可能与倭寇有关后，下意识地首先想到从外交途径寻求解决。
他忧虑的是汉国可能重蹈元廷覆辙，陷入一场耗时费力且难以取胜的国战，从而陷入边患泥潭，影响汉军统一天下的进程。
其本意是建议从长计议，寻找更稳妥的方略，避免仓促发动对日本的不理智战争。但话只说到一半，不等他引经据典继续展开话题，便被一声诘问打断：
“此事就算是倭寇所为，那又如何？！”
武将班列中，拔山右卫都指挥使毛贵一步跨出。其人的身材不算特别魁梧，但站姿如标枪般挺直，眼神灼灼，直视夏煜，也扫过御阶下的众文臣。
“夏尚书！咱们这个时候，为啥非得要找日本的晦气？这道理，末将是个粗人，倒要请教！”
毛贵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沙场老将特有的杀伐之气，在突然静默下来的大殿中异常清晰。
汉国如今东线傅友德要盯紧张士诚，徐达所部也已经备战方国珍；西线常遇春需镇守新得的江州府，谋划安庆路；北线李武部正在围攻寿春；南线胡大海也在攻取饶州路；可谓四面用兵。
大部分主力战卫都部署在前线，暂时驻守江宁城中的，除石山的亲军捧月卫外，便只有毛贵的拔山右卫以及花云所部。
在这等形势下，若再开辟一个跨海东征日本的战场，无疑是极不明智，也绝无余力。
但不出兵攻打日本，不代表就拿此事没办法。
捧月卫都指挥使龚午作为天子亲军统帅，身份特殊，代表汉王的意志延伸，非必要时不宜轻易表态。拔山右卫都指挥使毛贵资历虽浅，却必须站出来，维护军方的意志。
毛贵不等夏煜组织语言回应，便继续推进自己的逻辑，道：
“那方国珍不是自诩‘海精’，此人纵横东海这么多年，连漕船都敢劫掠，刘家港都敢焚毁。这东海上的事，若是方国珍说了都不算，都不清楚，那他还算哪门子的‘海精’？
再则，末将虽不通海贸，却也听说过庆元路定海港开埠更早，且绝大部分都是跑外海航线。刘家港被焚后，大批商船队改航定海港，彼处出海的商船，比咱们刘家港只多不少！
为何只听我刘家港出去的商船屡屡失踪，却很少听到定海港的商船遭灾？难不成那些倭寇打劫还挑食，放着更多的‘肥羊’不要，专挑我汉字旗号的商船下手？”
这个时代的航海，受限于洋流、季风与原始导航等技术条件影响，即便是最繁忙航线，茫茫大海上，视野内同时出现的船只也极为有限。
商船为求安全，一般也习惯结队而行，遇到海寇打劫，也能有一定自保之力。
而海寇作案，首要目的在于财货与船只本身，若未遇到激烈抵抗，甚至不一定会杀戮船员，更少有针对某一势力商船进行系统性截杀的先例。
——那等于自断财路，将“坐收买路钱”的长期生意，做成了竭泽而渔的一次性劫掠，更会引来对方不惜代价的疯狂报复。
稍有头脑的海寇贼酋，都不会如此不智。
毛贵虽然没有明言，但此番话条理清晰，一句话就点明了所谓“倭寇劫掠”，在目标选择上透着诡异，更像是有预谋、有选择的针对性打击。
谁最有动机，又有能力进行这种精准的“外科手术”式劫杀？答案几乎呼之欲出。
“因此，臣以为！”
毛贵转向御座上的石山，抱拳躬身，声音铿锵，给出自己的结论和解题思路。
“双方结盟，贵在互惠互利，贵在守信重诺！我大汉结盟后，与元军主力连番血战，牢牢吸引了元廷兵马，方国珍才能在王上庇护下站稳脚跟，取得台州、庆元、温州三路，扩充势力。
此人享了我大汉浴血奋战带来的大利，就该担起相应的结盟责任！
如今，咱们要查的是自家商船船员失踪的大案！管他是真倭寇跳梁，还是假海贼作祟？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么多条大海船，就算人都遇害了，木头壳子总还能剩下几片！
咱们就照直了问方国珍要人、要船、要说法！他交不出，给不了交代，那就是他的问题！”
毛贵的思路，带着军人特有的直率乃至几分“蛮横”，但却紧紧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事情因你方国珍掌控的海域而起，自然该由你方国珍负责终结。
这套逻辑简单、强硬，却因其直接指向责任方而显得难以驳斥。
更重要的是，汉国强而方国珍势力弱，对后者，汉国有这个强硬的资本。
“臣以为，毛将军所言，切中肯綮！”
不待夏煜组织语言反驳或赞成毛贵的观点，宣部尚书施耐庵就果断出列，表明自己的态度。
宣部是统合宣传、教化、意识形态构建的新衙门，他作为该部门长官，深谙“叙事”与“定义权”的力量，一开口就抢占道义制高点。
“当初，我军攻略浙东，连战连捷，兵锋正盛。本可一鼓作气，拿下庆元路全境。
大汉之所以最终与方国珍定立盟约，并将定海等通商重港之利相让，正是虑及他称雄海上多年，熟悉风波，或能绥靖海疆，保我东南商路畅通，使我大汉可专心收复南北，驱逐胡虏。”
施耐庵的叙述从容不迫，仿佛在重温一段公认的史实，为那段充满算计与妥协的过往，镀上了一层基于“大局考量”与“优势互补”的理想光辉。
事实，当然并非全然如此。
石山当初将庆元路“让”给方国珍，并不是希望对方“绥靖海域”，因为绥靖换不来安全，而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权宜之计。
目的在于稳住方国珍这个海上的麻烦，避免汉军在全力对付元军时腹背受敌。
方国珍也借此良机，得以整合内部力量，攻取台州、庆元和温州三路，并有时间扎下根基。
双方各取所需，是一次基于现实利益的暂时媾和。
但汉王如今击败徐宋，坐稳了“抗元盟主”之位，如何定义双方的过去，解释盟约的初衷与内涵，对屡叛屡降蒙元的方国珍，汉国明显更舆论引导权。
施耐庵作为“宣部”主官，精于重新编织历史经纬，为其赋予符合当下战略需求的崭新意义。旋即，他话锋一转，语气中陡然增添了几分肃杀之气：
“然，彼辈既已享受我大汉让利之惠，受我‘海道安抚’之责，自当恪尽职责，保境安商，以报王上信重之恩，酬双方盟好之义！
如今，我大汉商船屡屡于其宣称绥靖之海域遇劫，船员罹难，财货沉海，损失重大！
方国珍非但未能竭力擒贼靖海，以赎其职，反以区区数十颗来历可疑之倭寇首级前来搪塞，妄图移祸于外，推诿其责！”
听到“来历可疑”四字，负责验明倭寇首级真伪的兵部侍郎谭有鱼身体明显僵了一下，正待出言反驳，却被施耐庵凛冽的眼神扫过，没来由一阵心慌。
“此乃方国珍重大失职，更是背弃盟约信义之举！于公理，于大势，我大汉都理应严词诘问，追究其责！岂可因‘倭寇’之名，便转移视线，放松对方国珍本人失职背约之追究？
此非解决问题之道，实乃纵容宵小之始！”
“施尚书所言，正是关窍所在！”
施耐庵的话音方落，商部尚书蒋居仁着出列声援：
“方国珍盘踞海上多年，早已将东海航路之利、诸蕃贸易之润，视为自家禁脔私产！”
蒋居仁的言语颇为直接，毫不掩饰双方利益冲突的本质，接着道：
“我大汉锐意进取，重开刘家港，组织官民船队出海通商，正是要打破此等垄断，惠及天下，亦充实国库。此举无疑触动了方氏根本利益，彼辈焉能不恨？焉能不惧？
故而铤而走险，行此丧心病狂之举，企图以血腥手段吓阻我大汉涉足海贸，其心可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