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山率军大败宋军东征大军后，先在江州驻守了一段时间，亲自招揽人才，安抚百姓，重建社会组织，并等待徐寿辉派使者前来谈判，两国正式罢兵，宣告建交，共举“携手抗元”之旗。
此后，他也没有急着东归江宁。
而是率亲卫沿长江东下，巡幸贵池、铜陵、繁昌等地，视察新附州县民生、吏治等情况，顺便调研基层亟待解决的困难。
这一路走走停停，又用去了半个多月。
待到石山乘坐的王舟终于驶入江宁城外的夹江码头时，江州之战那惊心动魄的过程与堪称恐怖的战果，早已像长了翅膀一般传遍天下，引起各方势力不同反应。
天下，因此而不同了。
在此之前群雄并起，各地豪杰纷纷举义，但各地起义军并无统一领导，私底下还多有龃龉，爆发过不少冲突，只是大抵维持着一层“反元同盟”的脆弱脸面。
这个阶段起义军势力之间的摩擦，多为边境争地，兼并也多是大鱼吃小鱼，均未闹大，也就不会引起第三方势力的恐慌。
大起义之初，蒙元为恐吓起义军，极力夸大平乱兵力的数量。
各地起义军也将计就计，默契地在一场场“大捷”中注水，你报歼敌十万，我便宣称破敌二十万，都在“驱虏复汉”这面光辉而正确的大旗下，争夺着道义与声势的制高点。
反正没人核实这些战绩有多大的水分，诸多势力孰强孰弱，也没有公论，只能从占据的地盘大小，大致比较各方实力。
江州一战，恰如九天雷霆，劈开了这层疯狂注水后的战力迷雾。
徐宋政权江西派系倾力东征，对外宣称二十万大军，迅速攻破瑞昌县，擒获汉将俞廷玉，并将汉军骁将常遇春所部围困在江州城中。
岂料汉王石山不仅没有被宋军虚报的人数吓到，还以最快的时间亲提数万精锐迎击宋军。
这是自红巾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以来，第一次在顶尖反元势力之间爆发的大规模会战！它血腥地宣告：天下大势，已悄然从“共逐胡虏”的春秋大义，滑入了“争霸天下”的战国杀伐。
一个新的时代——诸侯争霸的时代，以江州城下的万余宋军尸骸为祭品，轰然降临。
更令所有旁观者脊背发寒的，是汉军在此战中近乎碾压的可怖战力。
一战全歼宋军二十万！
战报可以造假，战线却不能糊弄有心人。
无论这个数字有多少水分，汉军以较小代价彻底粉碎徐宋一次倾国东征，却是铁一般的事实。所有与汉国疆界接壤，或即将接壤的势力，在这一刻都感到了一股刺骨的寒意。
猛虎卧榻之侧，谁敢安然酣睡？
幸而，徐寿辉识时务，认输认得够快，够彻底。
其人抢在各方惊魂未定，尚未暗中结成什么“抗汉同盟”之前，便迅速低头，与石山订立了城下之盟，对外宣布搁置争议携手抗元。
这纸盟约，如同给沸腾的油锅暂时盖上了锅盖，让周边势力那几乎跳到嗓子眼的心脏，稍稍落回去一些——汉王看来尚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并未有立即鲸吞天下的意思。
至少，石山暂时还愿意以“抗元大局”为重，还愿意与诸多反元势力维持表面的盟好。
汉、宋两国迅速化敌为友，也让天下人看清了石山当下的战略边界：他虽有力击败其他抗元势力，却似乎无意在此时与整个天下为敌。
尽管稍有眼光的人都明白，以汉国这般滚雪球般膨胀的势头，一统寰宇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对于乱世中挣扎求存的各方豪强而言，“很久以后”的威胁，远不如“眼下”的生存重要。
既然汉王暂时还愿意坐在谈判桌前，与各方势力协商各自的利益边界，那与这样一位强大的邻居结盟，所能获得的安全保障与发展空间，就显然远胜于与之公开对抗。
于是，汉国都城江宁，突然之间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
各方势力的使节，怀揣着各自的心思与算计，或乘舟，或骑马，或秘密，或公开，络绎不绝地涌向这座长江畔的雄城。
一场无声的外交博弈，在汉王宫的重檐斗拱之下，悄然展开。
最先抵达江宁的使团，也最引人注目，因为他们来自颍州。
刘福通、杜遵道等人，最早点燃反元烽火的“红巾军首义”功臣，在起兵三年后，终于一改过往对东南石山所部近乎无视的倨傲态度，派出了规格不低的正式使团。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确认双方关系，避免因战略误判，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石、刘两部势力同属起义军，其实很早就有“互动”，渊源颇深。
三年前，韩山童、刘福通、杜遵道等人以白莲教信徒为基干，借“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率先发难，一举撼动了蒙元看似坚不可摧的统治基石。
受其鼓舞，徐州芝麻李等豪杰纷纷揭竿。
石山刚刚穿越而来，就被卷入芝麻李攻城事件中，被迫投军拉起队伍。
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颍州红巾的“首义”，就没有芝麻李等人起兵攻打徐州，也没有石山的乘势而起。
徐州红巾军壮大后，刘福通曾遣使联络芝麻李，试图将这支强大的力量纳入自己麾下，或至少两部起义军东西联动。
但，双方皆非池中之物，合作始终流于表面。
彼时的石山，尚是芝麻李麾下一员名不见经传的小将，自然入不了刘福通等人的法眼。
一年后，石山早已脱离徐州，自立“红旗营”，席卷安丰、庐州、扬州等路，更亲提劲旅数万北上，统合宿州诸部起义军，于徐州城下大破元军十万之众，一举解除了徐州之围。
此战令“石山”之名响彻中原，声势一时无两。
反观颍州红巾，却因起事最早，承受着元军最猛烈的打击，被一步步逼出叶县、舞阳县、西平县等原有活动区，处境越发艰难。
徐州大败的消息传到汝宁府前线，元军统帅唯恐石山趁胜西进，急忙分兵东顾。
紧接着，淮东盐枭张士诚趁乱起兵，江北彻底糜烂，元军左支右绌，颍州红巾才得以喘息。
但彼时的刘福通等人已在血火中锤炼出了一支劲旅，更以“天下反元之首倡”自居，傲气凛然。石山不曾主动遣使修好，他们自然更不可能向这个后起之秀低头示弱。
真正的压力，来自于石山后来的战略腾挪。
当时，石山为了筹备渡江作战，假意接受元廷招安，双方为此暂时停战，元军东西两线的压力顿时一轻，得以调集重兵，再度向颍州红巾猛扑。
刘福通部一度被压缩至信阳、光州狭窄地域，岌岌可危。
直到石山突然挥师南渡，连克当涂、江宁等城，元廷震恐，仓皇调兵进剿红旗营控制区，颍州红巾才获得反攻之机，重新夺回确山、遂平等县，声势复振。
然而，形势稍好，刘福通便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强攻汝宁府治所汝阳，结果便是在其老对手察罕帖木儿手下遭遇惨败，攻势受挫，反被压制。
最终，还是石山在江北正面击溃元军主帅脱脱的大军，导致元廷政斗加剧，脱脱被罢职，江北元军崩盘，大批被临时征召的元兵四散而逃。
部分溃兵被颍州红巾收编，刘福通所部才再次获得扩张的资本。
这一连串跌宕起伏，让刘福通、杜遵道等豪杰也不得不正视一个冰冷的事实：无论他们愿不愿意放下“首义”的身段，都再也无法绕过汉国这座巍然耸立于其侧翼的庞然巨山。
而最终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正式建交的，则是汉军偏师正在猛攻安丰路治所寿春的消息。
一旦寿春易手，汉军兵锋便将直抵汝宁府东境！
江州之战殷鉴未远，刘、杜等人岂敢坐视汉军全取安丰后，下一个目标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自己？主动遣使，提前划定双方的势力范围，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
他们的外交诉求只有一个——携手抗元，双方的从属关系则暂时搁置。
颍州红巾毕竟有“首义”大旗在手，连最早称帝的徐寿辉都不曾令刘福通、杜遵道等人低头，如今更不可能向石山俯首称臣。
对此，石山心知肚明。
汉国眼下战略重心在攻取江南，巩固淮南，尚无余力也无必要立刻吞并颍州红巾。
此时接受刘福通形式上的投效，反会引来不必要的责任与麻烦。
双方建交，不过是提前建立一个沟通渠道，为未来真正的合作，或者对抗，埋下伏笔。
这一切，都要等到李武完全拿下安丰路，两部势力真正接壤之后，才会见分晓。
不过，在和谐的表象之下，汉军和颍州红巾军之间，还潜藏着一桩待解的恩怨。
据军情科密报，徐州红巾叛将赵均用当年逃入了汝宁府新蔡县，竟与在虹县龙王庙之战中失踪的石山旧部常铁头遭遇。
彼时常铁头仅率数百残兵，被元军追得东躲西藏，岌岌可危。
赵均用投靠其部后，凭着带过大兵团的狡诈与经验，倒是帮常铁头打了几个小胜仗，逐渐在新蔡县站住了脚跟。
但随后不久，便传出常铁头在战斗中“背后中箭”阵亡的消息，其部众尽被赵均用吞并，逐渐发展到四五千人，之后改旗易帜，投靠了刘福通，成为颍州红巾中一股不小的外来军头。
昔日，石山在芝麻李麾下，赵均用便屡屡刁难于他；
徐州大战，这厮见元军势大难以对抗，竟临阵脱逃，甚至还想趁乱回马偷袭联军大本营宿州！
若非当时红旗营在前线死战不退，而留守后方的仇成又得石山密令，及时识破赵均用的奸计，并将计就计反杀其部，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