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之战，虽然导致汉、宋两军数万将士血洒沙场，但也让雄心勃勃的徐宋君臣认清了本国当前的国际定位，经过一番外交争锋后，两国得以达成搁置争议、携手抗元的共同目标。
不过，乱世之中的盟约，其厚度往往与双方的实力差成反比。
亲兄弟尚且需要明算账，更何况是本就是争霸对手的“兄弟之邦”。徐宋用以赔偿战争损失的造船巨木，还需从蕲州路山中采伐，经由水路分批东运。
在此批“赎金”全部交付之前，被俘的两万七千余名宋军士卒，便只能留在江州，在汉军将士看押下，继续服苦役，以汗水赎还此战对江州城造成的创伤。
西线形势初定，百业待举。
防范江西元军残余势力的反扑，清剿境内溃散为匪的乱兵，弹压地方上亲宋亲元势力，乃至重建户籍、恢复生产等等，无一不需要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
为此，石山留下了擎日左卫、抚军左卫以及忠义卫三部兵马镇守。
他身为一国之主，不宜长久远离政治中枢江宁。
在初步稳定江州防务与民政后，石山决定班师东归。命捧月卫都指挥使龚午率主力沿江而下，直接返回江宁。他自己则仅率两镇亲卫，乘坐战船，先行前往下游的贵池县。
贵池是池州府治所，与接下来战役的下一个目标——安庆路枞阳县隔江相望。安庆路虽在江州府和池州府北面，但攻打安庆，从江州府发兵路途较远，池州才是理想的前进基地。
大军作战，主将不仅要考虑前线上与敌斗智斗勇，通常还要统筹后方的支前任务。
常遇春此前攻打池州府，石山便给其加了江浙行省左丞之职，以便于他统筹军政力量，擎日左卫攻入江州后，改任其为江西行省左丞，也是同理。
但攻打安庆路只是阶段性任务，抚军左卫也暂时划归常遇春节制，都指挥使邵荣不宜再加行政职务。
其部以池州为前进基地攻打安庆路，必然涉及大量粮秣征调、民夫调配等事务，需要当地官府全力配合。
不过，石山亲至贵池，明确池州府配合大军征战的责任只是其次，主要还是检查池州官员落实新政，安抚百姓，恢复生产等工作情况。
君主高居庙堂之上，会逐渐远离黎民百姓，石山也不能例外。
他所构想的种种“改天换地”的新政，无论是正税免捐，还是兴修水利、鼓励垦荒，都需要通过手底下的官僚机构一层层去贯彻执行。
而这套官僚体系的运行，自有其顽固的规律：上位者的意图会在传递过程中，因官员的能力、品性、乃至地方实际情况千差万别，而变形走样，甚至南辕北辙。
这是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共生下的必然顽疾，自古至今，没有人能够将其彻底根治。
历代人杰出所能做的，无非是通过建立监察制度、畅通信息反馈渠道，以及像他这般“巡幸地方”，来尽可能减少官员的欺瞒与妄为，却不能越俎代庖，事必躬亲。
石山在贵池的三日，与其说是视察地方，不如说是一场冷静的“抽样调查”。
他亲自深入乡野田间，看到大部分百姓虽已恢复生产，但仍有大片土地荒芜；他巡视了官仓与坊市，账目表面清晰，但市面萧索，物价却隐然有上扬之势……
池州府官员的汇报滴水不漏，充满了“托王上洪福”“赖中枢方略”的颂圣之词，涉及新政落实的具体困难却语焉不详。
但石山没有发怒，更没有如传奇话本中那般施展雷霆手段，将该地官员大换血。
眼前所见，已是地方官竭力粉饰后的“太平”。他们害怕天威震怒，自然会拼命掩盖疮痍。
若因此勃然大怒，罢黜一批，换上另一批，结果很可能并无不同——汉国初立，人才匮乏，池州官员的平均素质，在天下未靖的当下，其实算是中等水平。虽做得不够好，却也不比他处更差。
问题始终在整个官场生态系统——吏治，而非特定的某批人。
只要官僚体系的基本运行逻辑不变，换谁来，只盯着个人或群体做文章，而不是从制度上加以改变，都可能重蹈覆辙。
因此，在与贵池众官接触的公开场合，石山的言辞始终围绕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国之兴也，视民如伤;其亡也，以民为土芥”之类的民生古训展开，告诫他们要体恤民艰，勤于职守。
对于具体政务的得失，他几乎不予置评。
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行，尤其是他这样威望正隆的开国之主，每一句都会被下属从不同角度反复揣摩和放大。
其人一次不经意的批评，可能导致一批官员的政治生命终结；一次超规格的褒奖，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派系联想。
在政权新立，各地官民尚未完全安定，尤其是池州这等新开拓地区，“稳定”压倒一切。
石山深入基层也不是了解民生疾苦，因为很难看到真正的社会破败面，也不是微服私访杀一批贪官污吏大快人心。
相反，他单独召见官吏时，问询的重点是“执行中枢某某政令时，地方有哪些难处？”“中枢之令，有无脱离本地实际之处？”等等。
石山需要的不是渲染悲情的故事，而是来自行政实践最前沿的、真实的反馈。
治大国如烹小鲜，有什么菜办什么席，永远都必须立足现状改变未来。改朝换代绝非在白纸上作画，而是在旧王朝的废墟上，一边继承可用之材，一边艰难地摒弃积弊。
眼下，首要任务是搭建起一个能够“上传下达”的行政骨架，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至于这骨架是否强健灵活，那是下一步“优化”的目标。而优化的方法，绝非依靠君主的个人好恶与雷霆手段杀人立威。
——尽管民愤极大的蠹虫必须铲除，但杀戮只是手段，整顿吏治、建立新规才是目的，万不可为了“大快人心”或是清理政治派系，而本末倒置。
即便在视察中，发现了个别官员庸碌无能甚或有劣迹，石山也未当场发作。汉国的治理应逐渐步入制度化的轨道，而非依赖君主的随意“圣裁”。
他只在贵池停留三日，不能说是走马观花，但也难免以偏概全。最终决策，应该等他回到江宁，汇集各方奏报后，在制度框架内审慎做出调整。
三日后，石山的船队离开贵池，继续东下。贵池官员们长舒一口气，暗自庆幸躲过一劫，却又对汉王深沉难测的态度感到无比敬畏与压力。
船行不久，便抵达池州下属的铜陵县，石山在此地又驻泊了一日。
这次，倒是不用县丞宋克再征集大批民夫做饭，军中自有伙头兵，他也没精力守在码头——汉王巡幸铜陵，县中官吏尽皆需要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