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王上，臣是句容本贯人氏，蒙元时便在县中为官，于县中情弊，知之甚详。若说诀窍，实不敢当。臣只是……仗着熟悉地方情势，遇事肯较真，不怕得罪人，亦不敢辜负王上信托罢了。”
“熟悉情况，敢于较真……”
石山轻声重复了一遍这八个字，随即发出一声意味悠长的叹息：
“天下事，大抵皆是如此。看似大同小异，然成事之难，正难在这‘熟悉情况’与‘敢于较真’八个字之上！敬夫过谦了。”
石山这声感叹，并不完全是君王驭下的心术，倒有几分发自内心。
他来自信息爆炸的后世，深知“实事求是”与“执行力”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很稀缺的品质。陈敬能做到这一点，已远超无数夸夸其谈，遇事推诿的庸碌之辈。
再度肯定了陈敬的政绩后，石山话锋一转，目光变得深邃，声音也低沉了几分，如同在殿内投下一块巨石，激荡起无形的涟漪：
“孤近日夜读史书，纵观历代兴替，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循环。
大多王朝，其兴源于能切实编户齐民，有效使用民力，故能开疆拓土，国势日隆；而其亡则往往败于土地兼并盛行，税基人口锐减，导致国力衰竭，内忧外患并起，最终轰然崩塌。”
陈敬出身大族富户，年少时也曾读过不少书，但最终靠“纳粟补官”，经史学问算不得精深。
此刻，骤然听到汉王以如此宏大而深刻的视角，直指历代王朝兴衰的根本症结，顿时觉得一股无形的沉重压力笼罩全身，头皮阵阵发麻。
陈敬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耳朵上，身体前倾，唯恐漏掉一字。额角，也在不经意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却不敢伸手去擦。
石山并没有期待陈敬能给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策论，他更像是在陈述一个自己观察并认定的历史规律，并借此引出接下来的话题，也是对陈敬更深层次的考校。
“历朝历代亦不乏有识之士，看到此弊。或力行清丈，试图厘清田亩；或严查隐户，意图扩大税基。然则，成功者寥寥无几。纵有一时一地之成效，亦难推行于全国，最终人亡政息。
敬夫，你既亲自主持过一县清丈，深知其中艰难，此中关窍，究竟何在？”
来了！
陈敬心中猛地一紧，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这才是今日真正的考题，直指那最敏感、最要害之处！
他感觉自己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
清丈一县田亩，他就已经饱尝地方豪强、胥吏、乃至同僚的明枪暗箭、软磨硬抗，若非汉王鼎力支持，新政雷厉风行，他绝难成功。
若要将此法推行一府、一路，乃至全国……那将面对何等恐怖的惊涛骇浪？
他陈敬虽有青史留名之志，却也深知自家有几斤几两，绝非那种能“虽千万人吾往矣”，不计身后名的孤臣孽子。那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是近乎疯狂的理想与不计代价的决心。
殿内静得可怕，只有铜壶滴漏规律的“嘀嗒”声，敲击在陈敬的心头，每一响都如同鼓槌擂在他的神经上。
他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斟酌着词句，生怕一言不慎，便前功尽弃，甚至为自己和家族招来祸端。
“以……以臣在句容的些许体悟，妄加揣测天听，”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与颤抖，道：
“清丈田亩、清查隐户之难，或许并不全然在于推行者个人能力之高下、决心之大小，而在于其所属之朝廷，是否尚有足够的力量，能将此政令，真正推行下去，并能持久维持其效果。”
陈敬回想起在蒙元治下，自己初得官职，空有清丈之念，却因上官掣肘、同僚推诿、胥吏欺瞒、豪强抵制而寸步难行的窘境。
直到汉军拿下应天府，新朝初立，锐意进取，法令森严，自己才得以借这雷霆万钧之势，一举而成事。想到这里，他心中稍定，言语也流畅了些，带着切身的体会：
“王朝若已至土地大规模兼并、隐户遍地的地步，往往意味着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已然松弛，权柄下移，豪强坐大，政令不出皇宫。
在此种形势下，无论隐田还是隐户，其背后的势力早已盘根错节，与地方官吏利益交织，朝廷自身已是力有不逮，甚至投鼠忌器，如何还能清理得动？”
“说得好！”
石山眼中闪过一丝赞许。陈敬私心重，缺乏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改革家气魄，有些可惜。但这番对“执行力”与“国家能力”关系的认知，却是切中要害的务实之论，源于实践，而非空谈。
这样的人，能用，而且只要放在合适的位置，给予明确的支持，会是非常好用的实干之才。
“待孤他日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之后，定要首先着力，强力清查这隐田、隐户之弊！”
石山的声音斩钉截铁，表明了他不可动摇的决心。随即又将目光拉回现实，语气转为探讨：
“只是，此事推行极难，反弹却易。而地方能够隐匿田亩人口，多是官绅勾结，胥吏欺瞒。敬夫在句容成功破局，对此顽疾，可有具体应对之良策？”
见石山不再谈论那令人窒息的“天下大政”，与自身难以承受的“历史重任”，而是聚焦于具体的技术层面和制度设计，陈敬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几分，偷偷吁出一口浊气。
他略一思索，整理了一下思路，恭敬答道：
“良策不敢当。臣之先祖曾在前朝为吏，略知彼时‘经界’旧制。其法，乃是由官府组织人手，实地丈量田亩，绘制田块图形，详录其形状、大小、四至，因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同时，登记业主姓名、丁口、田土等级、应纳税额，编制‘结甲册’（以保甲为单位，互相担保）、‘户产簿’（以户为单位，详列资产）。
此三者互为印证，追根溯源，可在相当程度上，防止民户投献、诡寄，逃避税赋。”
陈敬一边说，一边小心观察着石山的反应，见汉王身体微微前倾，手指无意识地在案几上轻叩，眼神专注，显然听得极感兴趣，顿时勇气倍增，将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
“但前朝此法多限于各州各县自行其是，丈量标准不一，绘图形制各异，且档案分散于各地，易被篡改、毁损或蒙尘，仍给宵小留下了操纵的空间。
臣斗胆设想，若我大汉能推广此法于全国，并设立专门机构，统一保管、核查、更新各地呈报的‘结甲册’‘户产簿’和‘鱼鳞图’，定期派遣清廉干练专员赴地方复核。
或可形成‘按图核地，按册收税’之制，虽不敢言根绝弊病，但必能大幅减少田亩隐匿、税赋不均之患，使朝廷能较为清晰地掌握天下田土之数！”
石山知道原历史位面推行了鱼鳞图册的大明王朝，最终也未能阻止土地兼并的浪潮，但不能因此否认这套系统性的地籍管理制度，在此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是较为先进和有效的创举。
其成败的关键，确如陈敬所言，在于国家是否拥有持续推行、维护和更新这套制度的强大强制力、执行力与财政支撑。
任何宏大的战略构想，最终都需要落实到这般具体而微的制度建设与技术细节上。
“善！此议甚合孤意。”
石山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目光炯炯地看着陈敬，道：
“这‘结甲册’‘户产簿’‘鱼鳞图’三者具体如何编制，其间有何关窍，你且细细道来！”
殿外的阳光愈发炽烈，将汉王宫的琉璃瓦映照得一片辉煌，恍若流淌的金色火焰。
殿内，关于未来帝国财政基石与治理根基的探讨，正深入而细致地展开。
陈敬渐渐忘记了紧张，投入到对自己熟悉的实务领域的阐述之中，而石山则不时发问，君臣之间的奏对持续了许久……
而在数百里之外，崎岖的徽州古道上，一位骑着青驴、身着洗旧儒袍的老者，正不疾不徐地向着江宁方向而行。
……
PS：历史上，很难说是朱升所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帮朱元璋赢得了天下；还是创造出“首倡必遣，殿兴有福”理论的朱元璋，更需要这一战略为自己的合法性背书。
但有一点很明确：朱升在大明的最终官职是翰林学士，虽说此职有“后备宰相”之说，却只有正五品，而朱升得授此职时已经七十岁高龄，自然不可能作为宰相培养。
一年后，其人告老还乡，又一年后，因病辞世。
相对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的历史定位，朱元璋对朱升的任用，显然谈不上重用，甚至谈不上重视。
另外，朱升劝降福童出自《明史》，百度百科也采用了这一事迹，多半是后人杜撰。
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元史》和《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中均无相关记载，福童此人也未见于以上史料。二是朱升投效石山也不在歙县易手时，甚至朱元璋当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直到一年后，朱元璋亲率大军攻打婺源州，由邓愈举荐，才得知朱升的存在，这才登门请其出山，并有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
而这一年，已是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
本书引用朱升劝降歙县的故事，主要是此人名头太响，不出场书友恐怕有疑问，出场后若无重大剧情又显得太敷衍，更重要的是《明史》中的这段记载比小说更像小说，不用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