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见汉王主动触及这个自己思索已久的话题，施耐庵顿时觉得找到了知音，心中涌起一股畅所欲言的冲动。
“王上，”
施耐庵清了清嗓子，打破了短暂的沉默。
“天下俊杰，禀赋万千，如同星河沙数。然，并非所有人都能有机缘进学读书，也并非每个读书人都能在这科举之道上学有所成，金榜题名。
西楚霸王项羽，年少时学书不成，最终不也横扫暴秦，称雄一时？汉高祖刘邦，不喜读书，最终不也赢得了楚汉争霸，开创四百年大汉基业？”
他这番话，引用项羽、刘邦的例子，其实有些诡辩，意在说明才能的多样性，并非只有科举一途。但在此时此地，用来调节过于严肃的气氛，引出更深层次的讨论，却是再合适不过。
石山本无心与自己的核心臣子打擂台，见施耐庵主动接过话头，并以这种略带夸张的方式为自己“助攻”，知道对方这是在给自己递台阶，便于将讨论引向更深处。笑道：
“施尚书所言不差。但祖龙秦始皇若不突然崩逝，天下未乱之前，纵使是刘邦、项羽这等天纵之才，不也只能雌伏于乡野市井，等待时机？
科举之制，本是为天下一统、江山稳固之后，选取贤能，并以此维护王朝长治久安而设。至于如今这群雄并起、刀兵四起的乱世，欲定鼎天下，”
他的目光陡然锐利，语气斩钉截铁，道：
“终究还是要靠手中的刀枪来说话！要靠实实在在的功绩来论英雄！”
施耐庵见汉王非但没有怪罪自己言语“荒诞”，反而兴致更高，自己也有些意犹未尽，便顺着刚才“英雄出路”的思路，提出了另一个现实问题：
“王朝鼎盛之时，‘英雄’自只能雌伏。但臣还有一惑，若天下读书人皆争科举，难免会有寒士耗尽家财，却因资质鲁钝，或时运不济，终身无望功名。
这些人，数十年光阴虚掷，除却读书，身无长技，家业凋零，前途渺茫。一旦心生怨望，自觉天地之大却无容身之处，最终铤而走险，啸聚山林，甚或投效敌国，又如之奈何？”
势力核心层可以讨论科举是究竟为了收“英雄”，但公开场合，必须说取“士”，更需要通过取“士”的过程，实现阶层流通，给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以希望。
问题是这个希望太渺茫了，自科举制度大兴后，历代都不乏科举梦碎后走上极端道路的穷书生案例。不管这些人最终能否成气候，闹得多了，终究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持续的侵蚀和破坏。
夏煜一直插不上话，听到这个问题，终于感觉自己找到了能够发挥的领域，试探性地提议道：
“王上，施尚书所虑，确是实现实之忧。可否在科举正途之外，于各地官学之中，给予在籍生员一些优待？
譬如，可见官不拜，以示尊崇；免除其家若干丁口的劳役，或减免部分赋税，使其能安心向学；或由官府定期发放廪膳米粮，以资助那些真正贫寒的学子，使其不致因饥寒而废读？”
夏煜家资颇丰，为人也乐善好施，投效石山前多次举办文会，曾慷慨解囊，赠予过前来参会的穷苦士人钱财，颇有惜才之名。
然而，他此刻提出的这条建议，却并非其独创，本质上是对蒙元儒户优待政策的继承和发扬。
不得不说，这是个历史反讽。
蒙元虽是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为了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并争取汉地精英阶层的支持，在“尊儒”一事上，其表现出来的力度和舍得下的本钱，却远超许多汉人建立的王朝，堪称历朝之最。
元廷不仅为孔子追加上“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空前尊崇的谥号，还正式尊封孟子为“亚圣”、曾子为“宗圣郕国公”、子思为“沂国述圣公”。
加上在唐朝时已被封为“兖国公”的颜回，孔庙“四配”在蒙元一朝短短数十年间，竟完成了“三圣”的加封，尊崇至极。
除此之外，在律条上确立儒户身份，其家庭仅需缴纳基本的地税和商税，免除其他所有杂泛差役。儒户子弟进入官学就读，便可按规定领取官府发放的廪金补贴，以资学业。
“不妥！”
出乎夏煜的意料，石山几乎是不假思索这项提议，语气坚决，没有任何转圜余地。
夏煜愣了一下，正欲进一步阐述其必要性，石山却已经沉声道：
“官学生‘见官不拜’的荣誉可以给，这是对知识和士子的尊重。其余优免政策就不要了。”
他的声音清晰而冷静，带着一种洞察历史弊病的深邃：
“国家若有余力，官学可以免除学生的食宿费用，对于成绩极其优异者，亦可设立奖学金以资鼓励，但必须与学业表现挂钩，绝不能搞成普惠性的免役免税和廪膳米发放！”
石山来自后世的灵魂，知道原历史位面上，大明王朝继承并发扬了蒙元的这套“优良传统”，建立了详尽的官学廪膳生制度。
其初衷或许确实包含确保寒士安心读书，以出更多人才，确保社会稳定的美好愿望。
但历史证明，这种将读书人与特权过度捆绑的制度，最终往往异化为滋生特权阶层、加剧社会不公、腐蚀官僚体系、空耗国家财赋的巨大毒瘤。
对此，石山有自己的理解和长远考量，他向四位重臣耐心剖析道：
“读书，就是读书。可以允许士子将读书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但读书人的出路，不应该，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科举入仕这一条独木桥！
科举的制度设计就注定了，它只能是极少数天赋异禀运气上佳者，才脱颖而出的狭窄赛道。
让天下读书人只能挤科举这道独木桥，让天资鲁钝者家徒四壁终老，仍对功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本身就是文教制度设计的失败和悲哀！”
他的语气变得愈发严肃：
“吾等身为执政者，岂能为了维系这样一个本身就有缺陷、导向单一的制度，而动用国家宝贵的财力，去助长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和资源错配？这非但不是恤士，反而是误国、害士！”
石山深知，元末之际，尤其是久经战乱的江北地区，在女真和蒙古人数百年的统治与折腾下，文化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真正能读书、有条件参加科举的人，数量远不及文化鼎盛的两宋时期。
而在这有限的读书人群体中，绝大部分都是家有恒产、广有田地的地主乡绅子弟。
真正需要靠那点廪膳米才能活下去的赤贫寒士，比例极低。
蒙元所谓的“儒户”优待，其最大的吸引力，恐怕不在于那点廪金，而在于“免除其他所有杂泛差役”这一条实实在在的经济特权！
说白了，在蒙元统治下，一旦取得“士绅”身份，便可享受超然的免税特权，简直不要太爽。
而汉国一直都是“正税免捐”，力图建立更清晰公平的税收体系，并已着手准备逐步改革蒙元遗留的不合理户籍制度。
在此背景下，岂能再开历史倒车，重新制造出一个拥有经济特权的“准士绅”阶层？
石山环视神色各异的四位臣子，沉声道：
“科举未兴之前，华夏煌煌数千年，治国理政、安邦抚民的贤才干吏不绝于史。科举大兴之后，历代王朝选拔人才，也未局限于科举一途。
科举，就是科举。无论将其定义为取‘士’，还是收‘英雄’，它终究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唯一途径，更非终极目的。
我等必须重视科举，因其关乎士林人心与社会阶层上下流动，但亦不宜将其无限拔高。更不能试图依靠这项赛道狭窄的制度，去解决王朝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所有复杂问题。”
蒙元虽是异族统治的王朝，有许多失败乃至历史倒退的制度设计，但亦不乏值得借鉴的探索。
例如，其吏员转官的制度化、批量化，不仅改变了两宋那种几乎一日为吏、终生为吏的残酷现实（其实有转官通道，但非常狭窄，几近于无），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相当数量具备实践经验的官员。
汉国刑部尚书张儆，便是由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一书吏做起，凭借才干与功绩，逐步晋升至正四品的淮南行省理问所理问。吏部尚书周昶、商部尚书蒋居仁等人，亦是吏员出身，积功转官。
除此之外，官学选拔、羽林营培养、功臣子弟荫庇、伤残将士荣退、有功将士军转、匠作院、荣军社管理层与地方官员互调等等，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汉国官吏的重要来源。
石山还在江北时，就已着手兴办文、武学校，未来的汉国，将实行多套教育、选拔制度并行不悖的策略。
但更为根本的是大力发展诸业，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创造出足够多、足够多样的就业岗位和上升渠道。
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培养读书人越多，国家却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有前途的出路，那“士无所用”本身，便会演变成为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其破坏力，恐远超任何农民起义。
而这些，注定不是科举能够解决的，这套制度设计本身就注定了，其担不起既推进科学进步的重任，也不能将治理国家、乃至统兵打仗的重任都交给科举出身的士子。
科举，只是科举。
它必须在未来某个合适的时机，回归其应有的历史定位上——其是选拔文官的重要渠道，但绝非唯一渠道；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但绝非万能灵药。
……
PS：肩周炎影响码字状态，今天这章自我感觉有些乱，来不及修改，明天状态好点，可能会略加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