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级考试，基本遵循着“经义+文学（古赋、应用文）+策论”的三位一体模式。
其中，“经义”部分涉及意识形态掌控与思想统一，这其实并非封建王朝的“专利”。
任何有志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它也是最难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
“古赋”与“诏诰章表”，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情和官方文书写作能力，这类科目最容易被变革，甚至削减，因其于实际政事助益相对有限，属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毕竟，自古至今，罕有官员仅因文章写得花团锦簇而能步步高升，治国终究需要真才实学。
而作为压轴大题的“策问”，考察经史修养与解决时务的见识能力，千余年来其核心精神变化并不算大，甚至在后世的公务员申论考试中，亦能看到其影子与传承。
石山脑中飞速运转，很快便理清了其中的轻重缓急与可操作空间，他首先问出一个关键问题：
“参政，蒙元科举于‘经义’一道，可曾限定出题范围？”
赵琏心中暗赞，汉王果然目光如炬，一下子就抓住了科举制度的核心管控环节——出题范围，这直接决定了士子需要学习哪些“指定教材”，接受何种思想熏陶。
“王上明鉴，确有严格限定，范围便在于‘四书五经’。
不仅要求考生义理精明，还需文辞典雅，更重要的是，其所依据的注疏解读，均有蒙元官方指定的版本，以确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便于衡量与管理。”
赵琏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但对此也有一些看法，详细解释道：
“‘四书’方面，独尊朱子（朱熹），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标准答案。‘五经’则稍显复杂，兼顾了理学大家和部分古注疏：
其中，《诗经》主采朱子《诗集传》；《尚书》以蔡沈的《书集传》为主；《周易》则并行程颐的《伊川易传》与朱子的《周易本义》；
《春秋》稍杂，允许参考‘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而《礼记》则仍以古注疏为主。”
石山听完，心下已然明了，在自己未能提供一套全新的，足以替代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并让其深入人心之前，暂时别想在这经义的出题范围上做根本性的文章了。
还是那个道理，没人能在空中建起楼阁。
当治下所有士子，乃至他们的师长、祖辈，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皓首穷经研读的都是这些官方指定的“教材”和注疏。
你一道王命就要全盘废黜，却又给不出更具说服力、更成体系且易于推广的新经典新注疏，那无异于自毁长城，执意如此做的话，天下还有哪个士子愿意陪你玩这场前途未卜的游戏？
不过，暂时无法改变出题范围，却不代表只能全盘接受旧有模式，无所作为。
石山将目光转向负责草案撰写的礼部尚书夏煜，提出具体的调整思路：
“蒙元取士，每科录取不过百人，尚且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族均分，导致乡有遗贤，国家却又常感人才不足，地方治理因而极为粗放。
我汉国如今疆域虽不及元廷广阔，然开科取士，志在网罗天下英才，绝不能只取这么一点人。
故，录取名额需大幅增加，与之相应，考题设置便不能过于复杂艰深，以免过度筛选，反将许多具备实干之才者挡在门外。”
他略一停顿，指向核心的经义部分：
“譬如，明经、经义、经问这几项，考察内容多有重叠，可否考虑适当合并？并大幅减少题量，比如……减少一半？
咱们将考察的重点，从死记硬背和机械阐释，转向对义理的真正理解与灵活运用上。”
夏煜本人正是旧科举制度的“受害者”，饱读诗书，才情横溢，实干能力亦不弱，却屡因在经义的细微诠释上不合考官口味而名落孙山，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其人闻听石山此言，简直如同久旱逢甘霖，心中大为赞同，立刻躬身应道：
“臣明白！王上此议，实乃切中时弊，有利于选拔通经致用之才，而非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臣必当精心设计，务求在降低难度的同时，不减选拔之效！”
刘兴葛、赵琏、施耐庵三个“老雕虫”，则从中看出了更多意味：王上此举，意在降低经义在科举中的权重和难度，是对理学独尊、经义至上旧传统的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挑战。
但石山的做法并非蛮干，而是给出了“扩大取士基数”“选拔实干人才”等充分理由，且操作上并未直接触动理学本身的权威性，只是调整考核方式与题量。
如此做，让他们虽有疑虑，却一时也找不到强有力的理由反对。
尤其是现在汉国新立，百废待兴，确实需要吸收大量能办实事的人才治理地方，而非只会空谈义理的学究，他们便也觉得此议有其合理性。
尤其是施耐庵，他性情本就较为狂放豁达，加之执掌宣部，深受石山注重实用、鼓励创新的思想影响，内心深处其实也怀有变革儒学，使其更贴近现实，更富有活力的理想。
只是他自知并非经学大家，不善于此道，无法在义理层面为汉王的文化变革摇旗呐喊，只能通过话本、戏曲等文学创作形式“寓教于乐”，敲敲边鼓。
此刻见石山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他自然是乐见其成。
“此外，”
石山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仅在经义考核上做文章，他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取士范围，再次看向赵琏，询问道：
“我听说蒙元之前，科举科目曾有很多，除进士科外，还设有明算、明法、秀才等诸多专科。这些科目后来或因故废止，或并入他科。
不知我汉国如今，可否参考古制，恢复或新设一些专门科目，以各方面专精之才？”
“这？”
赵琏闻言，微微一怔。他自进士及第后，便一心扑在政务之上，数十年来宦海浮沉.
于经史子集的涉猎广度，尤其是这些早已废止的冷门科目沿革，反而不及曾辞官隐居、潜心学问十余年的刘兴葛，也不及施耐庵、夏煜这等博学多才之士。
他犹豫片刻，凭印象答道：
“回王上，臣对此涉猎不深。仅大略知晓，似乎是因为科目过于繁杂，录取、任用皆难以妥善安排，且士人仍以进士科为正途，故诸多杂科才逐渐被废止吧？”
“臣对此倒略知一二。”
平章政事刘兴葛适时接话，他昔年辞官期间，有充足时间钻研经史，此刻便从容道来：
“王上所言不差。如秀才科，要求极高，需考‘方略策’，非大才不能应，实际在唐初以后便已废止；另有明字科，专考书法和文字学，亦仅唐时短期设置；
至于明算科，所考内容太过专业，关乎算术、天文、工程等，历来报考者极少，且即便考中，入仕后升迁途径狭窄，职位上限也低，是故宋以后便很少单独设科了。
还有明法科，专考律法，然我汉国新律尚在草创完善之际，律条未定，暂时亦恐不宜设置。”
刘兴葛其实知道还有个广义的“明经科”（与进士科并立，更重记诵），但他敏锐地猜到石山询问此事的用意，是想开辟进士科之外的取士途径，故而只列举了这些更具实用性的“杂科”。
石山听罢，颔首表示了解，随即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构想：
“如此看来，条件尚算成熟的，便只有明算科了。通晓算术、工程者，于户部理财、工部营造、军中器械乃至地方水利度量，皆有大用。
我意已决，可在进士科之外，先行增设明算一科，单独命题，单独录取，量才任用。”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抛出了另一个更具突破性的想法：
“另外，我欲在进士科与明算科的考试中，皆增加一部分……嗯，可称之为‘常识判别’的题目。内容可涉农桑、地理、律法基础、财物管理乃至简单的格物现象。
以防止选出那些只知埋头诵读圣贤书，却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于民生实际一无所知的迂腐书呆子！诸位，意下如何。”
他的话音刚落，参知政事赵琏便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出于维护科举“纯洁性”和“庄严性”的传统观念，他忍不住开口，劝谏道：
“王上，国家抡才大典，所考当是圣贤之道、治国之策、文章华彩。考这些……这些田间地头、商贾工匠之常识，是否……是否有些于体不合，略显不妥？”
他尽量让自己的措辞委婉，但反对之意甚是明了。其余三人虽未说话，但似也有此意。
石山心中暗笑，你们看来“不妥”的地方，以后还多着呢。但他并没有直接解释或驳斥，而是意味深长地反问了一句：
“赵参政，诸位爱卿，开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
Ps：今天本来该一大章写完科举剧情，但肩周炎太难受，实在码不动了。
此外，正常情况下，以石山和诸臣的见识，不可能讨论本章中如此基础的问题，但为了推动剧情，咱不能不给读者老爷略加科普元代科举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