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要成功过，就具有了权威性。哪怕这成功仅仅只是瞎猫撞上死耗子的碰运气，但同样会拔高旁人对其的期待。
张岱当然不是全凭运气成事，他有想法有能力且有后台，自然也就更加值得信赖。所以霍廷玉在稍作思忖权衡之后，便选择了相信张岱。
当然，霍廷玉之所以这么快做出决定，除了张岱值得信任之外，也在于他本身的履历。
霍廷玉担任过益州长史，并且曾经管理过铸钱相关的事务。蜀锦生产的历史源远流长，行销天下，蜀中也是整个大唐工商气息最为浓厚的区域之一。
霍廷玉在蜀中时也没少与那些织锦户往来，因此对于张岱所描述的这种情景与模式也都比较容易理解。
不过听张岱的描述，他所作的这个计划要比蜀中织锦户的生产模式更复杂一些，所牵涉的环节与人员也要更多，利润的获取似乎也更多样化，这也让霍廷玉对此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与期待。
“能否取府中籍簿一览？”
见霍廷玉如此爽快的答应共事合作，张岱心内也是一喜，当即便又趁热打铁的开口说道。
“这本就是张补阙使出来察之事，又有何不可？”
霍廷玉闻言后便又笑语说道，同时抬手召来府员，着令取府中管理官奴婢的籍簿入堂来。
相关的籍簿很快就呈送上来，足足有数大卷的内容，这还不包括各类人事细则，仅仅只是诸条目的汇总。
张岱也召来自己带来的一些书记人员，着令他们当堂翻阅籍卷，将其中一些重要的数据信息摘抄记录下来，而他自己也拿出其中一卷略作阅览。
唐代各级官府的公文记录的讯息都很详细，内容也很丰富，人和物的数量、出入、周转、回残等等统统都要记录在册。再加上政府度支内容主要是以实物为主，则就又让需要记录的内容加倍激增。
所以在盛唐鼎盛时期，单单各级官府公文用纸就数以巨万，无论是记录、抄写还是整理勾检，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
这也成了政府行政工作当中一个非常繁忙和沉重的负担，一年度支的制定与勾检常常需要从各司临时调集人员前来协助，但往往仍是繁忙数月而不久。
但是这种事无巨细统统见簿的方式带来了更加科学合理与精细的管理吗？并没有，非但没有让政府的管理能力变得更加周全缜密，反而造成了行政系统与现实情况的脱节。
就拿眼下河南府士曹这些官奴婢相关的籍簿来说，数量已经有了这么多，而这还仅仅只是士曹职权事务的一部分而已。
如此庞大的事务量，除了当司主官，其他各司官员、包括上司都很难跨部门的进行指导监督。而公文的记录与产生，还要在更下层的一线胥吏，公文所记载的信息内容与现实能不能匹配上，只有他们才清楚。
所以作为当司主官的杨玄璬借用出上万人次，整个河南府众人或是浑然未决，或是故作不知，这一点在籍簿上就完全无所体现。
有的人虽然在簿，但其实已经被借使出去了，那本该需要通过他们劳动才能完成的考核怎么办？很简单，剩下的仍然在管的人员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儿。
为了简化这种办公模式、降低行政成本，历史上李林甫在担任宰相时期施行了《长行旨符》，即将每年大致不变的度支内容以旨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一种定例，每年人员的使用和物资的调动都依此执行，那就不必再逐年统计、逐项制定了。
但是这样的简化谁最高兴？仍然是地方的官员与胥吏，这意味着他们的任务每年大致固定下来，只要交出这些业绩来，其余的部分想怎么造就怎么造！
一个人可以作两人使，那就可以作三人使，总归每年只有这些任务，只要确保大致相当，剩下的就可以玩命压榨。
天宝年间的王鉷岁进钱巨亿万储禁中，以为岁租外物，供天子私帑。能在国家常税之外还搜刮出这么多的财物出来，可以想见百姓的负担已经有多重。
但是内外官员只要守住《长行旨》所划定的这一道度支安全线不被击破，不影响国家的基本运转，那百姓们就仍然还可以再继续加加担子。
对于皇帝而言，国家各项事务都能正常运作，收支可以保持平衡，而内帑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物，朕的天下当真是辉煌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