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告诉所有人：我看好这片土地的未来，而且愿意用真金白银来证明。
敲门声响起。钟楚红拿着文件夹进来：“陈生，这是办事处的人员名单和预算。”
陈耀豪接过来翻看。办事处设在东城区一座四合院里，月租金八百元人民币，按黑市汇率，不到三百港币。
人员暂定八人：两名从香江调来的项目经理，四名在当地招聘的助理，两名司机兼后勤。
“再加两个位置。”他用笔在名单上点了点，“一个负责关系协调，一个专门跟进科研合作项目。人选从内地招，要懂Z策、有人脉。”
“明白。”钟楚红记下，“那粤省那边？”
“后天飞羊城。”陈耀豪合上文件夹，“你让团队先过去，把蛇口港和广深高速的资料再整理一遍。这次去，要把框架彻底敲定。”
钟楚红离开后，陈耀豪重新走到窗前。天色渐暗，远处的胡同里已经亮起零星灯火。
他想起昨天和包船王的最后一次长谈，那位老船王说：“陈生，你现在是开荒的人。开荒最难的不是垦地，是让后面的人相信，这块地能长出庄稼。”
京津塘高速就是第一块垦出来的地。只要这条路修成了，通车了，赚钱了，后面所有的路都会好走。
人们会相信，这个港商不只是来赚钱的，更是来做事的。
而做事的回报，往往比赚钱更长久。
他想起前世那些最早进入内地的港商。他们未必是最大胆的，但一定是最懂得“顺势”的。
他们在恰当的时机做了恰当的事，于是得到了恰当的回报——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信任、声望、乃至某种程度上的照顾。
这种照顾不是写在纸上的，它体现在项目审批的速度上，体现在解读的优先权上，体现在关键时刻的一句话能被认真听取。
而要维持这种照顾，就不能犯错。不能犯致命错误，不能犯原则错误，甚至不能犯吃相难看的商业错误。
每一步都得走得正，走得稳。
办事处的设立，就是第一步。
它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地点，更是一个信号：我在这里扎根了。
电话响了，是胡应相从羊城打来的。
“陈生，广深高速的勘测队已经出发了。按您的意思，我们先垫了五十万人民币。”
胡应相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有些失真，但透着兴奋，“地质队的人说，如果顺利，三个月就能出完整报告。”
“好。”陈耀豪说道，“我后天到羊城，我们细谈。”
挂断电话，窗外，不知谁家已经开始放鞭炮。噼啪声零星响起，在冬夜里传得很远。
年关近了。而有些事，才刚刚开始。
…
…
…
飞机降落在白云机场时，南方的湿润空气扑面而来。
与京城市的干燥肃穆不同，这里的风里带着珠江的水汽和隐约的植物香气。
粤省的接待规格很高。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车队经过之处，能明显感觉到这里的氛围更加松弛。
路人的衣着颜色更鲜亮，自行车的铃铛声更密集，甚至路边已经开始有人摆出年桔和桃花，年节的气氛比京城市早了至少半个月。
在粤省举行的投资恳谈会上，长条桌两侧坐满了人。
陈耀豪被安排在主宾位，面前的名牌用中英文写着“陈耀豪先生…和记黄埔集团董事局主席”。
轮到发言时，他站起身，没有拿讲稿。
“感谢各位的盛情。”他开口，声音平稳，“我作为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每一个投资决策，都代表着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不仅是我个人意愿。”
会场安静下来。
“因此，”他继续说道，“除了已经承诺的广深高速、蛇口港扩建和正在洽谈的科研中心项目，维港近期不会再有新的重大投资计划。
我们需要时间消化，也需要对股东负责。当然，我旗下企业荣耀科技计划投资一个大型科研中心。”
这话说得很直接。但粤省的官员听完，反而露出了笑容。
他们见惯了兜圈子的外商，这种坦率反而显得诚恳。
主持会议的副高官接过话头：“陈先生放心，我们理解企业的规划节奏。投资不是一锤子买卖，是长远的事。
广深高速是粤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我们会全力配合推进。”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至于科研中心的选址和配套政策，我们已经开了专题会。
只要项目落地，土地、人才引进、设备进口这些，我们一定给予最大力度的支持。”
这话说得很有分寸。没有空头承诺，但把能做的都说清楚了。
陈耀豪点头致谢：“有各位这样开明的高官，是粤省的福气，也是我们投资者的福气。”
会后又安排了午宴。席间，一位负责招商的高官端着酒杯过来，闲聊般提起道：“陈先生祖籍是新会吧？这次来，要不要回家乡看看？”
陈耀豪放下筷子。他注意到，对方用的是“回家乡”，而不是“去新会”。
“是要回去的。”他认真地说，“我爷爷那辈出来的，家里还有老宅。这次既然到了羊城，总要回去看看。”
“那太好了。”高官的笑容真诚了许多，“新会这几年变化不小，特别是陈皮产业，已经成了地方特色。
陈先生回去看看，说不定能有新的合作机会。”
这话说得很自然，但陈耀豪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地方官员最朴素的期盼：希望走出去的乡亲，能回来看看，能帮助家乡。
“一定。”他举杯，“不管走多远，根总是要认的。”
午宴结束后，陈耀豪回到宾馆。钟楚红已经收拾好行李，明天一早就要去新会。
“陈生，”她轻声问，“新会那边，需要提前安排什么吗？”
陈耀豪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熙攘的人流。
这里是羊城，离他名义上的“家乡”只有一百多公里。
“不用特意安排。”他说，“就看看。”
但心里清楚，这次回乡，不可能只是“看看”。
在那个宗族观念依然深厚的年代，一个“发达”的族人回乡，本身就是一件大事。
祠堂要修葺，乡路要铺整，学校要捐建……这些事，就算他不提，也会有人来提。
而如何处理这些事，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给多了，可能养出惰性；给少了，又会落人话柄。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很多人会看他的为人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