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西，一座不起眼的青灰色院落里。
会议室不大，窗户紧闭，屋里烟气浓得几乎凝成雾。
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桌旁，清一色的深蓝或灰色中山装，桌上搪瓷缸里的茶水已经续过几轮。
陈局长站在桌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纸张边缘被捏得微微卷曲。
“交通部那边已经原则同意了，与港商陈耀豪先生合作三个项目。”他的声音不高，却句句振震人心。
“分别是京津高速、广深高速、蛇口港扩建。总投资估算超过百亿港币，是改开以来最大的外资基建项目。”
屋里有人轻轻抽了口气。
上百亿港币，这个数字在1980年的内地，一般不敢想像有多少。
“更关键的是，”陈局长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张脸，“上面很重视这次合作。陈耀豪这个人，不只是有钱，他敢投，也懂得怎么投。”
坐在右侧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机械工业部的赵局长——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着镜片。
“交通部的事，他们自己定。”他重新戴上眼镜，声音很沉，“但科研口的事，我得问清楚：那个港商提的合作模式，成果全归他，我们只拿劳务费。这算怎么回事？”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水面。屋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陈局长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到窗前，推开一道缝。冷空气涌进来，冲淡了些许烟雾，也让人精神一振。
“伍院士，您说说看。”他转过头。
伍院士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直没说话。听到点名，他放下手里的钢笔——那是支老式的英雄金笔，笔帽已经磨得发亮。
“我上周见了陈先生。”他开口时，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很久没好好休息，“带回来几份资料。”
他从随身的人造革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抽出几页复印件，沿着桌面推过去。纸张滑过光滑的漆面，停在赵局长面前。
那是几份英文技术文档的复印件。赵局长戴上老花镜，只看了几行，手就顿住了。
“这是……贝尔系统的内部技术备忘录？”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
“1980年第三季度最新版。”伍院士说，“陈先生从美国带回来的。
他说，如果合作达成，这样的资料会源源不断送进来。不止是文档，还可能请到国外的工程师来做短期指导。”
屋里彻底安静了，只有窗缝里漏进来的风声。
赵局长盯着那几页纸，很久没有说话。他的手抚过纸张边缘，动作很轻，像对待什么易碎品。
“我们研究所，”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发涩，“去年申请了三万美元外汇，想买一台频谱分析仪。
批了半年，最后只给了五千。年轻人拿着美国期刊上的图片当宝贝，因为没见过实物。”
他放下资料，看向伍院士：“他真肯送设备进来？”
“合同里可以写明。”伍院士说，“而且由他们用外汇结算。”
坐在对面的吴院士这时插话：“赵老，我算过一笔账。如果按陈先生的方案，他第一期投入五十万美元，相当于我们电子口全年外汇额度的四分之一。这笔钱如果用来更新实验室设备……”
他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清楚。
赵局长沉默了。他端起搪瓷缸，发现茶水已经凉透，又放下。这个动作他重复了三次，最后长长吐出一口气。
“道理我都懂。”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外汇紧张，设备落后，年轻人接触不到前沿技术……这些我都知道。可我就是不甘心。”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些发红：“我们这些人，五六十年代啃窝头搞科研的时候，谁想过报酬？
谁想过专利归谁？现在好不容易有项目了，却是给别人做嫁衣。”
这话说得很重。屋里没人接话，只有烟气无声地缭绕。
陈局长走回桌首，双手按在桌面上。
“赵老，”他的声音很缓，“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时代不一样了。六十年代我们关起门来搞，是因为门被锁死了。
现在门开了条缝，我们得先挤出去，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
他顿了顿，又说：“陈先生承诺，所有研发都在国内进行，我们的科研人员全程参与。
技术资料、实验数据、甚至失败的经验教训，都会留在这里。这本身，就是一笔财富。”
伍院士点头说道：“而且他同意，等产品量产时，我们可以技术入股。更重要的是……”
他加重了语气，继续说道：“他答应在产品成本回收前，不在国内引入其他外资同类产品竞争。这等于给我们留出了窗口期。”
赵局长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天光落在他脸上，照出深深的皱纹。过了很久，他睁开眼睛。
“报告你们打算怎么写？”
“如实写。”陈局长说，“把利弊都说清楚。但我的建议是：同意。”
会议又持续了一个小时。争论、计算、权衡，烟雾一次次弥漫开来。最后投票时，十二个人，九票赞成，三票保留意见。
散会时已是傍晚。赵局长最后一个离开，在门口站了很久。暮色四合，院里的老槐树在风中簌簌作响。
伍院士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两人就着冷风点上，火星在昏暗里明明灭灭。
“赵老，您还记得六五年吗？”伍院士忽然说，“咱们在青海，为了一个数据算了一整夜，最后发现是计算尺用错了。那时候要是有台电子计算机……”
赵局长深深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白雾在暮色里缓缓散开。
“记得。”他说，“怎么会不记得。”
两人都没再说话。烟抽完了，赵局长把烟蒂踩灭，转身走向等在院门口的吉普车。
车子发动，驶入京城市的夜色。而那个决定，正在变成白纸黑字，即将送往该去的地方。
…
…
…
在京的最后几天，年味渐渐浓了。
街边开始有人摆出红纸、毛笔，代写春联；副食店门口排起长队，凭票买花生瓜子。
陈耀豪站在宾馆窗前，看着这座正在准备过年的古城，心里清楚，自己也该南下了。
这次北上的收获，比预想中丰厚得多。最大的意外，是京津塘高速。
他摊开地图，手指从“京城市”两个字出发，向东划过一百四十二公里，停在“塘沽港”。
这条线现在还只是纸上的虚线，但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变成华北平原上最繁忙的动脉之一。
每天成千上万辆货车会在这条路上奔驰，把京城市的工业品运向港口，把世界的货物送进来。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路。这是一条经济走廊，一个稳定的现金流，一座未来三十年的“印钞机”。
更重要的是，这是表态。
在1980年的冬天，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