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豪也收起笑容，郑重举杯：“包生言重了。大家同为华商，本该相互扶持。日后若有需要，耀豪也必当尽力。”
两只茶杯再次相碰。这一次，碰得很实。
临走前，陈耀豪想起什么，随口提道：“对了包生，港灯和中电之间，是不是该考虑建一条海底电缆联网？用电安全总是要紧的。”
包船王脚步一顿，沉吟片刻：“可以研究。”
两人在全聚德门口道别。包船王的车先走了，陈耀豪站在门口，看着前门大街渐渐亮起的灯火。
寒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往远处去了。
他忽然想起刚才包船王那句“可以研究”——那不是一个拒绝，而是一个开始。
就像这顿烤鸭宴，看似只是吃饭，实则谈定了航运的布局，确认了彼此的立场。
所有的路，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他紧了紧大衣，走向自己的车。司机已经等在路边，车门打开，里面暖气开得很足。
“回宾馆。”他说。
车驶入长安街的车流。
…
…
次日上午，陈局长再次来访。
这次他身后跟着两位客人。
都穿着洗得发白的深蓝色中山装，提着样式陈旧的人造革公文包。
“陈生，这位是中科院的伍院士，专攻通信技术。这位是吴院士，电子工程领域。”
陈局长引见时语气格外郑重，“伍院士、吴院士，这位就是陈耀豪先生。”
两位院士握手时力道很足，目光直接而专注。那是常年沉浸在实验室里的人特有的眼神，不带太多客套，直截了当。
落座后，陈局长开门见山道：“伍院士和吴院士今天来，是想和陈生深入聊聊研发合作的事。”
陈耀豪点点头，看向伍院士说道：“不知两位对我提出的合作模式，有什么看法？”
伍院士坐得笔直，说话时手指习惯性地在膝盖上轻轻敲击，像是在心里打摩尔斯电码。
“陈先生提到的研发中心，思路很好。”他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咬得很准，“只是目前国内的科研人员都在体制内，调动上有难度。”
这是实情。1980年，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是干部，每一名科研人员都有编制。让他们离开“铁饭碗”去外资机构，几乎不可能。
“既然人员调动有困难，”陈耀豪沉吟片刻，“不如换个方式——我来出资，在内地建实验室、买设备、请海外专家指导，你们出研究人员。成果共享，但知识产权归我。”
他顿了顿，补充道：“资金可以用外汇结算。”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吴院士和伍院士对视了一眼。
“陈先生，”伍院士终于开口，“您说的这种方式，国内目前还没有先例。”
“但鹏城市已经有了‘三来一补’。”陈耀豪说得很平静，“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制造业可以这么合作，研发为什么不能？”
这个类比让伍院士眼神动了动。他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握着温热的瓷杯。
“您具体想研究什么？”
“两样。”陈耀豪伸出两根手指，“程控电话交换机，和无线寻呼系统。”
吴院士这时插话：“交换机我们有一些基础。六十年代搞过纵横制，后来断断续续有些研究。
但程控是全新概念，需要集成电路和软件支持。”
“所以需要合作。”陈耀豪说，“我提供最新的国外技术资料、专用芯片样品，甚至可以请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过来短期指导。
你们提供人才和基础研究能力。”
他拿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文件，推到茶几中央。
那是几份英文技术文档的复印件，标题页上印着“贝尔系统技术备忘录”字样。
伍院士拿起最上面一份，快速翻了几页。他的手停在某一页的电路图上，指尖轻轻摩挲着纸张边缘。
“这些资料……”他抬起头。
“你放心，这是通过合法途径，从美国带回来的。”陈耀豪说道。
又是短暂的沉默。
“如果合作，”伍院士终于问出关键问题，“成果怎么分配？”
“专利归我。”陈耀豪说得毫不含糊，“但产品在国内生产销售时，你们可以技术入股。而且……”
他顿了顿，说道：“我可以承诺，在产品成本回收前，不在内地引入其他外资同类产品竞争。”
这个条件很重要。八十年代，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常常采用“高价占领-低价倾销”的策略：在你没有技术时高价销售，一旦你掌握技术就大幅降价，用资本优势扼杀本土萌芽。
陈局长这时开口：“陈生，您这个‘三来一补’式的研发合作，具体怎么操作？”
“简单说：我出钱、出设备、出外部技术指导；国内出场地、出研究人员、出基础实验条件。
所有研发活动都在内地进行，研究成果双方共享使用权，但专利所有权归投资方。”
陈耀豪解释道：“就像鹏城的服装厂——港商提供布料和样式，内地工厂加工成衣，成品再出口。只不过我们‘加工’的是技术。”
伍院士听完，忽然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BJ冬日的天空，灰蓝而高远。他背对着房间站了很久，久到陈局长以为他在犹豫。
但当他转过身时，眼睛里有一种很亮的光。
“我回去就写报告。”他说得很快，“这种合作模式值得尝试。不只是为了外汇，更是为了接触前沿技术的机会。”
吴院士也点头说道：“我们很多年轻的研究员，现在只能看七十年代的国外期刊。如果能接触到最新的一手资料，意义不亚于资金支持。”
事情谈到这里，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商业合作范畴。
陈耀豪明白，这两位院士看中的不是那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外汇，而是通过这个窗口，让国内的科研人员能真正触摸到世界技术前沿。
送走三位客人后，陈耀豪站在窗前，看着他们的车消失在街角。
他想起前世听说过的一件事：八十年代初，某个科研院所为了买一台国外的示波器，全所上下省吃俭用攒了两年外汇。
仪器运到那天，全所的人都跑到门口去看，像迎接什么神圣的物件。
而现在，他准备送进来的不止是仪器，是整个研发体系。
钟楚红进来收拾茶杯时，轻声问：“这次能成吗？”
“不知道。”陈耀豪实话实说，“但总要有人先提出来。”
他其实还有一层更深的想法：通过这种官方合作，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触到最顶尖的科研人员。
在八十年代，很多“星期天工程师”就是这样产生的——国有单位的工程师利用周末时间为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赚取额外收入。
一旦建立起联系，未来可以做的事就多了。
窗外天色渐暗，长安街上的路灯次第亮起。
陈耀豪想起伍院士临走前说的话：“陈先生，您知道国内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吗？”
“技术？资金？”
“是信心。”伍院士说，“我们落后太久了，很多人已经不相信自己能赶上去。您这个合作如果成了，给的不只是技术和资金，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可能性。”伍院士戴上那顶洗得发白的棉帽，“让年轻人看见，我们真的有机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车已经驶远了，但这句话还在陈耀豪耳边。
他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抽出一张信纸。笔尖在纸上悬了很久，终于落下：
“致荣耀科技研发部：即日起，启动‘灯塔计划’。
第一阶段目标：收集全球通信领域最新技术资料，建立技术情报库……”
字写得很慢，很认真。
灯光下，墨迹一点点渗进纸纤维里，像是某种承诺，正在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