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5日，赤塔，全俄临时政府（东迁）指挥部
来自满洲里的密电，以及吉米廖夫随后发回的更详细的报告，就摊开在高尔察克面前的橡木书桌上。
旁边还有几张从远东不同渠道搜集来的、关于山西政权控制区情况的零星情报摘要。
这些东西，他已经反复看了不知多少遍。
参谋长列别捷夫静静地站在一旁，这位素来以冷静理智著称的前沙俄总参谋部军官，此刻也难掩眉宇间的沉重与疲惫。
他刚刚汇报完最新的军情：
红军东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东的坎斯克，距离赤塔的直线距离已不足一千公里。
而己方部队的士气、装备、补给状况，每时每刻都在恶化。
“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列别捷夫），”高尔察克终于开口，声音嘶哑，仿佛很久没有说过话，“吉米廖夫的报告，你怎么看？”
列别捷夫走到桌前，拿起那份报告，“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报告里的内容如果有一半属实，那么山西政权对满洲里及后方的掌控力、其军事动员和工业生产能力，都远超我们，乃至东京和伦敦那些情报官员的原有估计。”
列别捷夫将报告置于桌面，眼神锐利：“尤为关键的是，吉米廖夫着重指出，对方所提滨海计划，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招抚或兼并。
其构想是以高度自治为基础。
此态度，与日军仅视我等为缓冲之用、消耗之材，或欧洲协约国那种虚应故事、敷衍塞责之举，有本质区别。”
“自治！”
高尔察克低声复述此词，嘴角牵起一抹苦涩的纹路，“于俄罗斯疆域之内，建立一个受中国人支持的自治政体？
这听来近乎一种残酷的嘲讽。”
他脑海中掠过彼得大帝的雄图、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伟业，以及罗曼诺夫王朝历代君主向东拓展的赫赫功绩。
而今，这一切竟可能要以如此扭曲的方式，在他手中仓促落幕。
“确是嘲讽，海军上将阁下，但这或许是唯一的生路。”
列别捷夫语调异常平稳，每个字却重若千钧，“参谋部已审阅过关于对方控制区安置俄裔人员的零星情报。
登记技能、分配劳作、保障基本生计、允许子女就学，乃至颁布那部《人权保障法案》。
无论其最终目的何在，这些举措至少在明面上提供了一种秩序与最低限度的保障。
反观我方控制区内日益加剧的混乱与匮乏，以及日军占领区所传回的强征掠夺、肆意凌辱之讯息，对于寻常士卒、军官、文员及其家眷而言，何方更具吸引力，已无须多言。”
他略作停顿，目光直视高尔察克：“军心已然动摇，阁下。
非因怯懦，实因绝望。
众人曾为捍卫祖国、抗击布尔什维克而战。
然如今，祖国何在？前途何往？
若情势持续如此，毋需红军迫近，我军自身便将分崩离析。”
高尔察克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列别捷夫说的每一个字，他都清楚。
每天都有军官私下里来找他，隐晦地提及部队的困境和士兵的情绪。
每天都有物资短缺的报告，医院里挤满了冻伤和患病的士兵，药品却寥寥无几。
而来自欧洲的外交电报，口气越来越冷淡，承诺的援助越来越渺茫。
“日本人那边……”高尔察克问。
“关东军司令部同意与山西接触谈判，首要目标是确保其干涉军部队的安全撤离。”
列别捷夫回答得很干脆，“他们不再提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支援。
相反，驻海参崴的日军加强了对港口设施的控制，谢苗诺夫报告，日军军官正在私下接触他部下的某些哥萨克头领。
他们在为自己铺后路，海军上将阁下。
我们，很可能已经被视为可以交换的筹码，或者需要被清理的障碍。”
房间内再次陷入沉默，只有壁炉火的噼啪声和高尔察克略显沉重的呼吸声。
许久，高尔察克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被冰雪覆盖、一片死寂的赤塔夜景。
这座他曾以为可以成为反攻基点的城市，如今却像一座巨大的冰墓。
“吉米廖夫建议我们全体核心成员前往满洲里面谈。”
高尔察克背对着列别捷夫，声音低沉，“你认为，这是陷阱吗？中国人会不会将我们一网打尽，向莫斯科或者东京献礼？”
“风险存在，但不大。”
列别捷夫分析道，“第一，他们若想单纯消灭我们，无需如此大费周章，只需继续卡死铁路，坐视红军东进即可。
第二，扣留或杀害我们，会立即激起残留白军力量的拼死反抗，并给日本或其他势力干预的口实，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第三，从他们处理俄裔难民和试图构建合作框架的举动看，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一种成本更低、更可持续的合作方式。
我们需要亲自去，才能判断其真实意图，并为我们的人争取最好的条件。”
高尔察克转过身，脸上是彻底认清了现实后的平静：“那么，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通知谢苗诺夫、卡普佩尔、迪特里希斯，所有还能联系上、并且必须到场的人。
准备秘密行程，前往满洲里。”
他走回书桌，最后看了一眼桌上那枚象征着全俄最高执政官权力的印章，然后将其轻轻推开。
“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高尔察克的声音浸透着深沉的疲惫，却又带有卸下重负后的释然，“此行所求，乃是如何体面地终结这一切，如何为追随我们至此的众人，寻得一条能够继续存续的道路。
山西人的滨海计划，或许，这便是历史赋予白俄事业的最后一个称谓了。”
列别捷夫身躯挺直，肃然应道：“我即刻着手安排。我们将做最险恶之预想，但亦将为任何可能之新局面，存留最后的星火。”
是夜，赤塔指挥部内，数份绝密指令经加密后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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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5日，深夜，赤塔，谢苗诺夫将军指挥部
谢苗诺夫，这位以勇猛和暴躁闻名的哥萨克将领，此刻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受伤老熊，烦躁地在铺着地图的桌案前踱步。
他的案头上摆着一份译电员刚刚呈送上来的加密电文。
那是高尔察克以全俄临时政府最高执政官名义发来的紧急密电，要求所有核心成员立即、秘密地前往满洲里，与中国山西方面代表进行决定命运的面谈。
电文措辞罕见地严厉，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绝，并提及内政部长吉米廖夫已先行接洽，带回的信息至关重要。
“去满洲里？在这种时候？去见那些中国人？”
谢苗诺夫猛地抓起电报，又狠狠摔在桌上，对着他的参谋长兼密友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吼道，“阿列克谢（高尔察克）是不是被吉米廖夫那个软骨头灌了迷魂汤，或者干脆是被西伯利亚的严寒冻坏了脑子？
我们还没到要跪下来祈求中国人施舍的地步！”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是个精瘦的中年人，脸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眼神却比谢苗诺夫冷静得多。
他捡起电报，仔细又看了一遍。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