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没什么……”于适之勉强笑笑，迈步要往前走。
钟山看他状态不对，干脆拽着他走到角落里。
“怎么，怕上台忘词儿？”
“……”于适之没说话，但是什么都已经说了。
钟山略一思忖，开口问道，“我问你，回家是什么感觉？”
“回家？”于适之一时不明白钟山在说什么。
钟山指指后面黑洞洞的舞台通道。
“史家胡同那是你的宿舍，前面的舞台，那才是你的家。
“你是为舞台而生的，回家就是要舒服，要自在，要享受！
“你在家里会害怕说错话吗？会担心炒菜放的盐有点多吗？”
“不会的，因为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错了就错了，生活又不是工厂流水线，谁活得这么标准？”
他看看于适之，“有毛病就对了，有毛病说明你活着，活着好不好？”
于适之点头，“好。”
“好不好！”
“好！”
“那就舒服，自在，享受！”
钟山随意地挥挥手，对于适之有着无限的信心。
“赶紧的，回家去！”
于适之闻言，心中忽然鼓起一点勇气。
这点勇气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穿越通道，走到副台，头顶有无数的光线，耳边是台下嘈杂无端的声音。
舞台监督杨铁柱早已就位。
于适之从他手里接过一包火柴——这是舞台道具——然后走向光秃秃的舞台中间唯一的那个凸起。
他坐下，然后帷幕拉开。
故事的开始，于适之在黑暗之中抖抖索索地划着洋火。
火柴明灭几次，老头嘟囔着：“他妈的，一辈子不走运，临了临了连根洋火都划不着。”
忽然，一个沉重的嗡鸣响起，舞台灯光缓缓照亮了他身后的一个“鬼影。”
狗儿爷和鬼魂祁永年的对话开始了。
对于1982年的观众来说，哪怕《我们俩》和《绝对信号》已经演了几十场，但如此一部在形式上打破传统、大量借鉴现代派手法的话剧，依旧让大家感觉陌生。
不过幸好人艺已经早早准备好了观看指南。
心中有了大概的故事线索，再来看台上的表演，观众们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
此时台上一个人独白的于适之气场全开，面对着无数双眼睛，他忽然明白了钟山说的回家是什么意思。
几十年来，在台上那种如鱼得水挥洒自如的感觉，原来就是“回家”。
他仿佛一下子感受到了“家”的滋味，此刻哪还有半分忧虑紧张？反而自顾自地耍了起来。
站在侧幕条的林钊华目瞪口呆地看着台上的于适之。
他问一旁的钟山，“这段儿词儿是这样吗？”
钟山点头，“意思差不多。”
林钊华捏着下巴，“我明明听到他说错了，可是他就这么演，我忽然又觉得一点毛病没有。”
钟山嘿嘿一笑，不再多言。
全情投入的于适之的表现能力有多强，大约只有真做过演员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那种从肢体到表情、声音的全方位展现，瞬间就把角色塞进了观众的心里。
对于此刻的观众来说，他们已经感受到了“狗儿爷”这个人物的悲剧命运。
尤其是狗儿爷后娶的小媳妇儿离婚之后跟了李万江，那俩人新婚之夜，疯疯癫癫的狗儿爷依旧只顾着找自己的马。
听说没有“菊花青”，他甚至凑过来“听房”为乐，仿佛里面的人跟自己毫无关系。
这种疯癫之下，人物大起大落的心酸瞬间打动了不少观众。
而在纷纷扰扰的时代变迁里，“狗儿爷”对于土地的执念的“不变”，让他与周围不断发生的“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戏剧性冲突。
这种守旧的固执实在太常见了，以至于当于适之在台上把他演得如此真实，台下的人不由得轻声叹息，仿佛看到了自己生活中的某个熟悉的人影。
等到最后，当无力改变世界、无力掌握土地、无法适应时代的狗儿爷随着门楼付之一炬，这种情绪达到了顶峰。
这样一个热爱土地的“疯子”，他是如此的努力，他是如此的奋斗，他是如此的失败。
狗儿爷的荒诞的人生在烈火中崩塌了，观众们却为了一个“疯子”无比惋惜、悲伤、难过，有些观众更是激动地流下心酸的泪水。
坐在前排的领导们，有一些本就是新政策的制定者，是专门来看这部剧的。
此刻看着台上的表演，感受着台下观众们的情绪，他们更是心绪难宁。
所有人都知道生存的艰难，也更明白土地的可贵。
再看看人艺观看指南上的那句“本剧为响应包产到户而创作”，所有人这才明白“再一次拥有土地”对于很多农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最终，所有的思虑、震撼、困惑、理解，都化成了谢幕时持久不停的掌声。
站在舞台中央的于适之，与台下的观众一样心潮澎湃。
不同的是，这一场演出让他彻底放松了下来，紧张了几个月的心弦终于舒缓，他再次找回了对舞台的掌控力，也让他越过了自我怀疑的深渊。
对于他来说，这同样是一场涅槃。
一台前所未有的话剧诞生之后，紧随其后的就是铺天盖地的评价和分析。
《戏剧报》盛赞这部话剧是“新时期探索剧中的一朵奇葩”。
而《光明日报》干脆撰文表示，近几十年来头一次有话剧能够将农民与土地的问题剖析得如此深刻。
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表现手法，《狗儿爷涅槃》的大胆和创新借着人艺三十周年庆典的东风，再次将这座剧院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只是几场演出过后，当记者们趁势来到人艺展开采访，才发现这部话剧的创作者已不见人影。
此时此刻，钟山正站在西南边陲，与谢缙一起听着炮声隆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