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匆匆流逝。
一代人走，一代人来。
而在这样的乱世之中，这一点则是显得更加明显。
没有人能够知道此番乱世的伤亡。
九州之内，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为了烽火而不断的前进。
但也无人能够平定这一切。
一切都变了。
虽然历史已经被修整到了大致相同的方向上，但因顾氏出现而改变的细节却也是再也无法抹去。
但这一切却也怨不得任何人。
千年的积累，虽然无法抵得过刻意的压制，但想要完全清楚顾氏的所有印记，却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而这也正如顾易的判断。
此番战乱，就注定需要最为惊艳的人才出世，才可将其彻底平定。
.......
———大战不断。
一切的发展都正如顾易所担忧一般。
在这个混乱的世道之下，当最具信仰的那批人逝去，整个九州之内的战争同样也不再是那般单纯的了。
人类的性格底色在这种情况之下彰显的淋漓尽致。
面对九州这片圣土，面对那一点点在被拉近的差距，各地的卫道兵皆是生出了自己么想法。
当有第一个人选择了为自己而战之后，便会有越来越多的势力如此，想要在这片土地之上扎根下来。
他们终是不同于顾氏。
如果说，九州的百姓是见过顾氏的神意的话，那这些人对于顾氏的信仰多源自于之前极大的差距。
但是这种差距早已在无形之间被人拉近了。
毕竟这些人来到了九州。
而最关键的是，巨鹿一直都在沉寂。
战争不是朝圣。
当他们在山东的寒冬里瑟瑟发抖，在江南的瘴疠中成片倒下，当承诺中的“天命所归”迟迟未现，而眼前九州的富庶、文化的深邃、乃至战乱中暴露的脆弱，都如此真实具体时，纯粹的信仰便开始掺杂进更为复杂的计算。
“若顾氏真得天佑，何以困守登莱一隅？”
“这片土地如此丰饶，若能占得一角，立国传家，岂不远胜于在故土称王？”
“忽必烈许我城主之位，世袭罔替，而顾澜仅以客将待我……”
私心如野草，在血沃的土壤里疯长。
第一部将辎重私自扣下与当地豪强交易的，是某位爪哇酋长；
第一支在劫掠村庄时手法比元军更酷烈的，是某部疏于管束的勃固山地兵；
第一个与元廷使者秘密接触，商讨“易帜”条件的，是一位自觉遭受冷遇的加纳王子后裔。
顾氏对此并非没有察觉，但他已陷入两难。
严厉整肃，恐逼反这些仍是重要助力的外军；放任自流，则军纪溃散，更坐实了元廷“引狼入室”的指控。
巨鹿的沉默，像一道越来越深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仍以“顾氏”为号令的营地上空。
信仰的权威，正在血与利益的现实面前，无可挽回地流失。
与此同时，九州本土的抗争力量，也在不断的分化。
其实对于顾氏而言。
当年随着顾晏战斗的那些人才是最为有信仰的。
除此之外，便只剩下了随着顾澜的那些人。
而剩下的也只会越来越低。
持续数十年的战乱，早已耗尽了最初那批因义愤或忠诚而追随顾氏的士绅的家底与热血。
他们的子侄辈成长于烽火，对“承平”的记忆模糊，对“顾氏”的认知，更多来自父辈的感慨与战场上的实际得失。
当忽必烈的“中统”朝展现出越来越强的治理能力之后，恢复了部分科举、水利和商路，一种疲惫的实用主义开始蔓延。
“或许……胡主亦能行中国之事？”
“顾公大义，然天命似不在兹，生灵涂炭，何日是头？”
“我家世代耕读，所求不过安宁，谁予安宁，便奉谁为正朔。”
“.......”
一直正确的人，只要错上一次就会让人失望。
更别说在眼下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绪在饱受蹂躏的江淮、荆襄地区尤为明显。
一些地方豪强组建的“保境军”，开始在元廷与抗元势力之间摇摆，待价而沽。
甚至少数早年坚定的义军领袖，也在漫长无望的消耗中，心态逐渐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转变为“割据自保，留待时机”。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一种更为粗糙、也更为炽烈的本土力量在血腥中破土而出。
他们是失去一切、只剩复仇之念的流民；是在宗族被屠后，将《华夷新辨》简单理解为“血债血偿”的乡野少年；是在目睹外邦军队亦行劫掠后，将“华夷之辨”极端化为排外自守的基层头目。
他们的抗争更加野蛮，也更加顽强。
却往往缺乏顾氏那种文明教化的宏大视野，容易陷入仇杀与盲动的漩涡。
这是一个最为复杂的世道。
悲惨，壮烈，传奇，等一步步场景同时发生。
同样也出现了不少原本历史之中未曾出现的英杰，甚至差点让顾易以为其或许真的有一统江山之力。
可一切又都是烟花泡影。
他们也终究是差了一步。
乱世如同一口沸腾的大鼎，将顾氏千年沉淀的文明配方、外来的信仰狂热、本土的求生欲望、人性的贪婪与崇高，全部投掷进去，猛烈烹煮。
最终会炼出怎样的金丹，或是怎样的剧毒，无人能知。
平定这样的乱世，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个用兵如神、政略超群的“天才”。
它更需要一种能重新熔铸共识、缝合文明裂痕、在废墟上勾勒出新愿景的、近乎“圣人”般的宏大存在。
他需要理解顾氏的遗产，却能超越其局限；需要正视蛮族的武力，却能化解其戾气；需要安抚九州的伤痛，却能点燃新的希望。
而对于顾氏而言，这一条路同样也无比艰辛。
不仅仅是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