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横咳嗽一声。
许成军赶忙：“呃，章教授说的有道理。”
王云熙在一旁直翻白眼。
他走到黑板前，画了一个坐标系，标出几个数字。
“我统计了宋代出版业的几组数据：雕版印刷的成本变化、刻书坊的数量增长、文学类书籍的市场占比。把这些数据画成曲线，发现在1040年到1080年这四十年里，有三条曲线同时出现了‘拐点’——”
他用粉笔在坐标系上点了三点：
“雕版成本，下降了90%以上；刻书坊数量，从全国不到五十家，增加到两百多家；文学书籍的市场占比，从不到5%，上升到15%以上。这三条曲线同时出现拐点，不是巧合。这说明，宋代文学生态系统，在1080年前后，跨过了某个‘临界点’。”
章培横点点头：“所以你说的‘阈值’，就是这个临界点？”
“对。”
许成军说，“我给的定义是：当媒介密度、网络连通度、商业化程度同时超过某个数值时，文学生态系统会发生‘相变’——从精英书写，变成社会化生产。”
章培横沉吟片刻，又问：“那这个‘数值’，能推广到其他时代吗？”
许成军想了想：“学生不敢说一定可以，但提供一个思路。比如研究晚明文学，也可以统计当时的出版业数据、士人交游数据，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拐点’。如果有，说明这个模型有普适性；如果没有，说明宋代的特殊性。”
章培横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忽然转头看向郭少虞：
“郭老，您听听，我这师弟，都快成数学家了。”
郭少虞哈哈大笑。
朱东润的关门弟子天天找他炫耀，他也知其名副其实，只是今天一看更是阆苑仙。
这老家伙兀自在小院里着急，但是导师没办法出现在答辩现场。
嘿，急去吧！老东西！
接下来，话题越聊越深。
王云熙虽然一开始有点“挑刺”的意思，但问着问着，也认真起来。
他问了许成军对苏轼《赤壁赋》版本流变的看法，问了黄庭坚诗论与禅宗的关系，问了江西诗派的传播路径。
每一个问题，都切中肯綮，逼得许成军必须调动全部储备来应对。
季羡霖则问得更宏观。
他问许成军如何看待文学研究的“西化”与“本土化”，如何看待考据与理论的关係，如何看待文学史书写的“范式转移”。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足够写一篇博士论文。
章培横的问题最放飞。
这也就是自家师兄，别人，兴许许成军当场就得还点颜色。
他从苏轼问到了李清照，从宋代问到了明清，从文学问到了史学。
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个问题会拐到哪里去。
许成军一一应对，不慌不忙，条理分明。
有时候，他会走到黑板前画图；有时候，他会引用一两句古人诗文；有时候，他会停下来思索几秒，然后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答辩席上，四位评委连带李振云的表情，从最初的审视，渐渐变成惊讶，再变成欣赏，最后变成一种“后生可畏”的复杂。
李振云全程在旁边看着，虽然大部分听不懂，但他看得懂一件事。
这四个中文系最顶尖的学者，今天，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给“镇”住了。
临近尾声，季羡霖忽然抛出一个问题。
“成军，”他缓缓开口，“最近学界有个提法，叫‘重写文学史’。上海这边，陈思和、王晓明他们在张罗，要在《上海文论》上开专栏。你听说过没有？”
许成军点点头：“听说了。”
季羡霖问：“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大”。
章培横眉头微微一皱，想替师弟挡一挡，但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问题本来是1985年，陈凭原、钱里群、黄梓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破现/当代文学割裂引发的，但是学界其实早已有之。
甚至许成军最早提出的文化自信以及入学面试提出的文本论早已提前引发了相关争论。
1981年9月，也就是这次答辩之前，《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由陈思合、王小明主持，波及古典文学研究。
许成军沉默了两秒。
然后，他开口了。
“季先生，学生斗胆，说几句不成熟的想法。”
季羡霖点点头：“说。”
许成军深吸一口气：“‘重写文学史’这个提法，学生是赞成的。”
章培横一愣——这师弟，胆子也太大了。
许成军继续说：“但不是因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突破，而是因为，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都需要一次‘范式转移’。”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五位评委：
“这些年，古典文学研究的主流，是‘以史带文’——先把朝代分好，再把作家作品往里装。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归其位，清清楚楚。可问题是，文学史真的是这样发展的吗？”
他走回讲台前，拿起自己的论文：
“学生研究宋代，发现一个现象：苏轼的诗，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他在京城写的那些，而是他被贬黄州之后写的那些。为什么？因为黄州的刻本便宜，因为黄州的书商敢印，因为黄州的驿道四通八达。这个现象，用传统的‘以史带文’解释不了。”
他顿了顿，又说：
“所以学生斗胆说一句：‘重写文学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重写的问题。是用西方理论硬套？还是回归乾嘉考据？学生认为，这两条路，都走不远。”
郭少虞眯起眼睛：“那你说，该怎么走？”
许成军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出了一番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的话。
“学生认为，‘重写文学史’的核心，不是‘重写’本身，而是‘问题意识’的转移。”
他走到黑板前，写下几个词：
“文献·理论·媒介·结构”
“传统的研究，是‘文献本位’——先把材料考据清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研究。这条路，是乾嘉学派走的路，没错，也走了两百年。但问题是，文献是死的，人是活的。同样的文献，用不同的问题意识去问，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他又写下几个词：
“生成·流动·网络·场域”
“学生这篇论文，尝试的是一种新的路径：不把文学当作‘已完成的产品’，而是当作‘正在发生的过程’。苏轼的诗，不是在落笔的那一刻就完成的，而是在传抄、刻印、唱和、评论中，不断被‘再完成’的。这个‘再完成’的过程，比‘落笔’的那一刻，更能说明文学的本质。”
他转过身，看着台下五位评委：
“所以学生认为，‘重写文学史’，不是要把现当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史打通，也不是要用西方理论取代中国传统。而是要把研究的‘问题意识’，从‘是什么’转移到‘怎么来’——从成品，转移到过程；从作者，转移到网络；从文本，转移到媒介。”
他顿了顿，又说：
“这条路，学生刚刚开始走，走得还不稳。但学生相信，这是一条值得走的路。将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进来——搞文献的、搞理论的、搞传播的、搞社会的。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问题，最后汇聚成一股合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他最后总结道：
“到那时候，‘文献派’和‘理论派’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搞文献的，为理论提供实证基础；搞理论的，为文献提供解释框架。两者互相制衡，又互相促进。这，才是‘重写文学史’的真正意义。”
他说完，全场寂静。
郭少虞看着他，久久没有说话。
季羡霖的眼镜片后面，那双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有震惊，有欣赏，还有一种后生可畏的慨叹。
王云熙靠回椅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忽然觉得，自己刚才那些“刁难”，在这个年轻人面前，显得有点可笑。
章培横的眼眶微微发红。
他想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李振云虽然没完全听懂，但他看得懂一件事。
许成军最后那段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沉默，不是无话可说。
是震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郭少虞才开口。
他缓缓站起身，走到许成军面前，伸出手。
“成军同志，”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郑重，“今天这场答辩，我听了五十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
许成军连忙双手握住他的手：“郭老过誉了。”
郭少虞摇摇头，看着他的眼睛：
“不是过誉。是你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一种我们这代人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
他顿了顿，忽然笑了：
“好好干。将来，你会走得比我们远。”
许成军摆摆手，然后深深鞠了一躬。
答辩结束后，许成军推门出来。
走廊里，几十号人齐刷刷抬起头，目光落在他身上。
王志明那张本来就很苦的脸，更苦了。
他走过来，结结巴巴地问：“成、成军师弟，里、里面怎么样？”
许成军想了想，笑了笑：“还行。”
王志明愣了一下：“还行？就……就还行？”
旁边那个碎花衬衫的女师姐“噗嗤”一声笑了：“志明师兄，你就别问了。人家成军师弟的‘还行’，跟咱们的‘还行’，不是一个意思。”
王志明愣了半天，忽然长长地叹了口气。
许成军拍拍他的肩膀：“师兄，别紧张。您进去，该怎么说怎么说。答辩这事，重在交流，不在输赢。”
王志明点点头，深吸一口气，走向那扇门。
许成军笑了笑，转身走出文科楼。
外面，阳光正好。
十月上海的梧桐叶，已经开始变黄了。
以后这许老师倒是要名副其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