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在胸腔里沉重而剧烈地搏动，手心里的汗微微濡湿了信纸边缘。
他把信仔细折好，放进白大褂内层的口袋，紧紧贴着胸口。
即使激动如潮水拍岸，余化此刻也未能全然投身其中，立刻做出斩断后路、直奔复旦的决定。
他总以“谋定而后动”自嘲，实则深知，这几年的牙医生涯不仅磨平了他的指头，也潜移默化地滋养了他性格中那份优柔。
巨大的希望带来同等分量的彷徨，回卫生院的路上，他脚步有些发飘。
鬼使神差地，他又拐进了常去的那家新华书店门口的报刊亭。
店主老陈正整理着新到的《大众电影》，封面女郎笑靥如花。
见是余化，老陈推了推老花镜，笑起来：“哟，余医生，又来‘进补’啦？这个月光是许成军那期《人民文学》，你就从我这儿买走三本了——一本自留，两本送人，我这小摊的业绩，可全指着你们这些文化人喽！”
1981年的小城，一份国家级文学杂志的重复购买，已算得上是对文化潮流最忠实的追随。
余化笑了笑，递过钱，声音有些干涩：“陈伯，您就别取笑我了。我这哪里是文化人，不过是……心里头有点东西，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他摩挲着簇新的杂志封面，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印刷机的温度。
他并未直接回那间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宿舍，而是走到了海盐塘畔那棵老樟树下。
这是他偷闲时常来的地方。
嘉兴的五月，是草木疯长、气息氤氲的时节。
春风早已褪尽了料峭，变得绵软而丰腴，它不再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薄薄慰藉，而是裹挟着咸湿的海息、甜润的花粉。
阳光透过樟树新生的、嫩得几乎透明的叶子筛落。
运河水在不远处缓缓流淌，颜色是浑浊的绿，载着水草、菜叶和慢悠悠的乌篷船，向杭州湾的方向悠悠而去。
他的目光，落在那些早已反复咀嚼过的铅字上：
“......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如此顽强的求生意志从何而来？面对苦难的碾压，那些令人震撼的高尚、坚韧、或极度复杂的人性反应，又是如何产生的？……理解这些，远比描绘困难要艰难得多，但带来的精神触动也深刻得多.......”
“......无论辞藻多么华丽，叙事多么精巧，它也终将只是一堆缺乏灵魂的空洞符号，难以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真正深沉而动人的回响......”
“.......文人也没什么用，治世难以富贵，乱世难以挽天倾，最多不过是在铁屋将倾时，点燃自己如豆的心火……”
不是初读时的新奇与震撼，此刻重读，这些话像烧红的针，一字一句，刺入他这些日子以来所有隐秘的彷徨、卑微的渴望、对自身才具的怀疑、对安稳生活的愧怍，以及对那渺茫文学理想的近乎疼痛的执着。
许成军谈论的是宏大的文学与文明，可余化却在每一个字缝里，都看到了自己——
那个在拔牙钳与稿纸间撕裂的自己，那个渴望被承认又恐惧离开港湾的自己，那个在“铁屋”般沉闷现实里，胸腔内那簇火苗将熄未熄、灼得自己日夜难安的自已。
不是为了富贵，也深知难以挽天倾。
那这点“如豆的心火”，这点近乎可笑的执着，究竟为何而燃？
仅仅是为了离开牙医椅吗？
仅仅是为了一个文化馆的编制吗？
心底某个坚硬的、用以自我保护的壳，在这连绵的诘问与真挚的共鸣下，悄然出现了裂痕。
一种酸楚的热流，毫无预兆地冲上鼻腔，涌向眼眶。
他起初试图克制，只是用力揉了揉发酸的眼角，可指腹的粗糙摩擦带来的却是更汹涌的潮意。
那压抑了大久的、混合着孤独、不甘、感动与某种豁然开朗的激荡情绪，终于决堤。
先是无声的泪流满面，继而肩膀难以抑制地微微颤动，喉间溢出低低的、哽咽的抽气声。
在这棵见证过无数岁月流逝的老樟树下，一个即将步入而立的青年，为自己可能转折的前半生，也为那束照进铁屋的光，哭得像个孩子。
不知何时起，天色已然晦暗。
方才还温软的春风，转瞬蓄满了潮润的重量，呼号着掠过河面，卷起扑面的水汽。
铅灰色的云层低垂，沉沉地压向屋脊与树梢。
远处天际，一道青白的电光倏然撕裂昏暗，紧接着，闷雷如同巨大的石磙，从苍穹深处缓缓碾过。
积蓄了一整个潮湿午后的雨，终于轰然降临。
起初是硕大而稀疏的雨点，砸在樟树叶上、泥土里、杂志封面，发出“噗嗒噗嗒”的闷响，很快便连成一片震耳欲聋的、白茫茫的喧嚣。
天地间的一切轮廓都在暴雨中模糊、消融。
河水暴涨，汹涌翻腾，仿佛要挣脱河床的束缚。
余化没有动。
他仰起头，任由冰冷的、有力的雨水狠狠冲刷脸颊，与滚烫的泪水混杂交融，不分彼此。
雨水灌进他的领口，打湿他紧攥的杂志，也仿佛冲刷着他积年的犹豫与尘垢。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酣畅淋漓的暴雨中，那点“如豆的心火”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在泪与水的洗礼下，灼灼其华。
雨幕如帘。
.......
与余化在希望与彷徨中辗转的处境相呼应的，还有另两位散落在时代角落里的未来书写者——石鉄升与墨百。
他们也同样，在人生的某个困顿时刻，向那颗骤然升起的文坛启明星，投去了一封满载着迷茫与渴望的信。
墨百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回到豫东平原故乡的一所村小任教。
1981年的乡村小学，土墙斑驳，窗外是望不到头的麦田复又棉田。
粉笔灰纷纷扬扬，落在少年们懵懂的眼眸里，也落在他日渐沉寂的心上。
这份被乡人视为“吃上公家粮”的安稳，于他而言，却像一口日渐干涸的井，照见的是前途的渺茫与精神深处无法言说的孤独。
文学，成了他唯一能打捞自己、与外部世界建立连接的绳索。
他发了疯似的写，在备课簿的背面，在批改作业的间隙，在煤油灯摇曳的光晕里。
1981年整整一年，他积攒下十几篇小说、三十多首诗的初稿，怀揣着朝圣般的心情，投向四面八方大大小小的文学杂志。
然而，回馈他的，是长达两年多时光里，雪花般飘来的、总计一百三十八封退稿信。
每一封薄薄的退稿笺，都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向他本已不甚明亮的内心。
希望被反复碾磨，钝痛变成了麻木，唯有手指触碰到笔杆时，那点源自生命本能的书写冲动，还在微弱的跳动。
而在京城的某条胡同深处，石鉄升的困境则更为具体而残酷。
二十一岁，正是生命本该肆意张扬的年岁，他的双腿却被无常的命运永久地钉在了轮椅上。
街道工厂的糊纸盒工作，单调重复，报酬微薄，于他而言，不仅是谋生，更像一种对无法奔跑的生命的、近乎残忍的隐喻。
身体的疼痛与不便日夜相伴，而比疼痛更难捱的，是那种被奔腾的时代列车抛在站台上的、巨大的精神悬浮感。
写作，对他而言，早已超越爱好或表达，成了“活下去”的凭据，是证明“我思故我在”的艰难呼吸。
1979年，他的处女作《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侥幸见刊，像在无边的黑暗里凿开一丝极细微的光隙。
进入1981年，他正处于创作上最焦灼也最坚韧的探索期，题材、风格、语感……
一切都在黑暗中摸索，前路茫茫，唯有一点不肯熄灭的意念支撑着他：必须写下去，只能写下去。
和余化一样，他也在最苦闷无依的时候，提笔给那位风头正劲、似乎代表着另一种蓬勃生命力的许成军写信，并不奢求回音，只当是将无处安放的思绪，寄往一个遥远而明亮的光源。
他们和余化一样，都未曾料到，那光源竟真的回馈了温度。
许成军的回信，措辞各异，但内核惊人地熨帖，仿佛能穿透纸背，精准地抚触到他们各自最深的创口与最热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