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军沉吟片刻。
他知道，在自己学术成就斐然的当口，若直接猛烈抨击学界同行，绝非明智之举，刘剑庆此问，恐怕也预想到了他会有所保留。
然而刘剑庆应当也明白，许成军的锋芒，向来是“修辞立其诚”，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
他论事每每直指根本，格局开阔，言辞或许锐利，却总立足于学理与公心，让人难以在道理上辩驳。
这正是他为人与为学的一种大智慧。
一旁那位复旦宣传部的领导，此刻也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背脊，神色专注起来。
许成军的小说散文，他可以只作欣赏；但关于文学理论、关于学科建设方向的见解，他却不能忽视。
这直接关系到这位镇校之宝未来的学术定位、乃至于人事安排。
对别人或许是分配，对许成军，则更多是双向的选择与博弈。
许成军微微颔首，开口时语调平稳，却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年初，高行建同志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随之引发的冯季才、李陀、刘芯武几位的‘风筝通信’，确实激起了一轮关于‘现代派’与‘现代化’关系的宝贵讨论。其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界开始有意识地尝试摆脱长期单一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束缚，主动将目光投向世界，引入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论资源。这是一个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转向。”
他话锋微转利：
“然而，纵观当前现状，我们或许过于沉浸于引进和译介的热潮之中。西方理论的东渐（如围绕现代派的种种论争），与欧陆、英美不同思想谱系间的对话（如诠释学与解构主义、批判理论与后现代思潮的碰撞），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构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的思想网络。但在这个网络中，我们自己的声音在哪里？”
他略微停顿，让这个问题重重落下：
“我们对古典文论的梳理，往往仍停留在注疏考据或美学品鉴的层面，未能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与激活；我们对外来理论的吸收，又常常陷入‘概念搬运’或‘生硬套用’的窠臼，缺乏基于中国自身文学经验与历史现实的深刻反思与再创造。
热闹是别人的，我们多半还在旁听，或至多是小心翼翼地复述。我们依然缺少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基于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能够与国际学界进行平等对话甚至反向输出的原创性理论建构。这是当前最核心的焦虑与困境。”
此刻的许成军，身上那套从日本带回的“VAN”牌深灰色细格纹西装剪裁合体，衬得他肩线平直，身姿挺拔。
但这并非关键。
关键在于他那双沉静如深潭的眼眸，以及言谈间自然流露出的、那种超越了年龄的从容气度与思想自信。
当他以平稳的语调，将世界文论的版图与中国理论的坐标清晰拆解时，挥手之间，仿佛庖丁解牛。
恢弘处可见全球脉络，精微处直指问题核心。
这已不只是学识的渊博，更是一种罕见的精神气象。
刘若徐的目光早已深陷在那双沉静却仿佛能映照思想星光的眼睛里，近乎失神。
就连见多识广的刘剑庆和那位深谙体制的复旦领导，此刻心中也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被折服之感。
许多专业术语他们未必全然通透，但那视野、那格局、那将庞杂信息熔铸为清晰判断的思维力量，是做不得假的。
偌大中国，文坛十年，能出几个这般人物？
秋水为神玉为骨。
刘剑庆暗自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问出了那个指向未来的问题：“成军同志，你对中国文学理论现状的看法，听起来似乎……不容乐观。那么，你本人所致力构建的这些理论，在你所展望的未来图景中，又打算居于何种位置？”
许成军闻言，嘴角泛起一丝了然又带着些微讽意的弧度。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话题投向了更辽远的时间维度：
“刘主编，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都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巨轮不断更迭。中国文学与理论，自然是世界文学演进的一部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从西方来看，文学与理论更多地与古典哲学、神学、贵族趣味及地域性口头传统紧密交织，其演变是缓慢的、层积的。”
他的语调变得更具历史纵深感：
“而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机械复制、大众传播、城市化进程以及启蒙理性的全面展开，急剧改变了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方式。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对社会的‘显微镜’式观察，现代主义对破碎心灵与荒诞处境的呈现，无不是对那个剧烈变革时代的回应。哲学上的非理性转向，文学上从巴尔扎克到卡夫卡的巨大跳跃，都是明证。”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西方的理性主义神话，催生了关注人的存在、荒诞、反叛的存在主义文论、荒诞派文论；
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阶级矛盾，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关注文学与意识形态、资本的关系；
20世纪中后期的女权运动、后殖民运动、少数族裔运动，催生了女权主义文论、后殖民文论、少数族裔文论，突破了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的文论传统，实现了文论的去中心化。
他目光灼灼，看向仿佛存在于未来的某个焦点：
“而今，我们或许正处在另一个更深刻变革的前夜——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计算机的出现只是一个开端。试想，不远的将来，如果科幻小说中描绘的人工智能深度参与创作、大数据彻底改变审美偏好分析、虚拟现实重构叙事体验成为现实……
文学的定义、作者的身份、理论阐释的框架，又将发生何等天翻地覆的位移？我们所熟知的‘文学性’、‘审美自律’等概念，是否还能安然存在？”
他的话语如同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将在场所有人的思绪强行拉入他所描绘的、跨越数百年的宏大视野中。
他们仿佛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煤烟与蒸汽，听到了近代中国在屈辱中发出的“救亡图存”的呐喊，瞥见了印度在殖民与独立间的文化挣扎，感受到了美国在“迷惘的一代”与消费主义浪潮间的精神摇摆……
历史与未来在思想的激流中碰撞、交织。
最后，许成军将视线收回到当下，收回到他自己身上，语气恢复了平实，却蕴含着不容动摇的坚定：
“至于我个人的理论探索……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先哲思想面前，或许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界而言，它的意义或许在于，尝试提供一种不同的‘语法’。一种力图打破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壁垒、弥合古典传统与现代议题割裂、并将中国经验置于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进程中考量的思考路径。它不求成为答案，只希望能激发更多、更勇敢的提问。至少，让我们在倾听世界的同时，也开始练习，发出属于自己的、清晰而独特的声音。”
许成军所言非但没有丝毫夸张，甚至已足够审慎。
构成现代文学理论主流框架的思维资源，其根源深植于西方。
这是一套比工业体系由西方构建更可怕的东西。
人的思想！
且不说更远的未来，即便是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大学讲堂与学术期刊中被反复研习、引证的理论范式，多半仍将冠以韦勒克、伊格尔顿、巴赫金、福柯、德里达等名字。
即便是国内编纂的《文学理论》教材，也以西方现代文论为基干。
我们最著名的文论是《文心雕龙》，但是已经是上千年前的东西。
我们那套精深却自成体系的古典文论话语，在面对小说叙事、现代诗歌、跨媒介艺术等崭新议题时，常显出一种语境错位的不合时宜。
这并非文学理论一隅的困境。
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至工业革命，西方在社会组织、知识生产与学科分化上经历了剧烈而系统的现代转型。
社会学是涂尔干、韦伯。
人类学是列维-斯特劳斯。
心理学是弗洛伊德和荣格。
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与思维方式，是西方现代哲学对“人、世界、语言、存在”的解释，向文学艺术领域延伸的产物。
这才是其最根本的思想源头。
当然，现代文论并非无根之木。
文学理论的范式革命，源于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哥白尼式转向”。
它推动文论研究的焦点，从“作者意图”与“现实摹写”，决定性地上移到“语言本身”与“符号系统”。
这一“语言论转向”，成为二十世纪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等诸多流派共同的方法论基石，也划清了现代文论与古典、近代文论的根本疆界。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的创作实践对传统叙事与审美成规的爆破性突破，也在倒逼理论更新。
理论源于对鲜活的、叛逆的创作实践的回应与提炼，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