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军有选择地将这番跨越东西、纵览古今的宏大思考试着向在场三人勾勒了一番。
文学欣赏与文学理论研究，实乃两种不同的东西。
他始终认为，一个理想的读者路径应是。
先沉浸于文学本身；再进入学习理论，获得分析的武器；最后带着理论的透镜重返作品，方能窥见更深层的堂奥。
刘剑庆沉吟着，手指无意识地在膝头敲了敲节奏。
他最终还是问出了那个提纲上早已列好、看似常规却极难答出真知灼见的问题：
“那么，回到我们自身的语境。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有着极其丰厚的遗产，同时西方文艺理论的引介也方兴未艾。你认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究竟该如何具体实践‘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真正构建起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
这个问题若抛给一般的理论家，答案或许不难预料：无非是“批判继承”、“辩证吸收”、“有机结合”之类稳妥而正确的套话。
在场众人心中也大致预设过几种回答的范式。
但正因为提问对象是许成军，他们心底仍被勾起了一丝超出常规的期待。
许成军果然没让他们“失望”。
他并未直接进入方法论阐述，而是将问题拔高到了一个文明的尺度：
“我其实一直有个观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与其说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延绵数千年的文明实体。它承载着自夏商周以来从未断绝的文明记忆，历经无数辉煌与坎坷，其精神韧性与文化厚度，是世界史上罕见的奇迹。也就是说，我们有极强的文明和文化的包容性。”
刘剑庆三人对视一眼，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开场，似乎离具体的“理论建设”有点远。
但无人打断，连那位宣传部领导也露出了倾听的神情。
唯有刘若徐，脸颊上那层动人的红晕未曾消退。
她是那种心气极高、自负才华的女子，可一旦在智识与思想上被彻底征服，便会缴械投降，生不出半分逆反之心，只剩全然专注的沉浸。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许成军，仿佛怕错过他唇齿间吐出的每一个字。
许成军继续道，声音清晰而沉着：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与表达，其语法结构已在很大程度上借助西方语言，特别是经由翻译和现代教育完成了重建。这种深刻的文化‘渗入’与‘重构’，已经成为了我们数亿人真实的生活体验与存在方式。想要彻底回到某个纯粹古典的、前现代的汉语思维与表达范式，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徒劳地追求某种想象中的纯正回归，而在于勇敢地探索并确立，在已然现代化的汉语基底之上建立一种属于当代中国的、崭新的、强有力的思想与审美声音。”
民国时期虽有学衡派、甲寅派等少数文人主张“保存文言文、调和文白”，反对白话文的极端化，但这类主张始终是小众声音；
到建国后，这类小众的复古声音因与主流文化导向不符，已完全消亡。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书写的、文学的语言，与日常在场交流的口语是两种不同的媒介。文学语言需要锤炼，需要诗性，需要一种经过提纯的优雅与力量。这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复活汉字本身所蕴藏的、强大的意象生成与抒情潜能。”
说到这里，他的语调陡然提升，话语如金石相击，迸发出强烈的震撼力：
“因此，构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其核心路径在于：以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学实践为基石，自觉吸纳并创造性转化中国古典文论中深刻的精神内核与审美智慧，同时批判性地消化、重构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学理论资源，最终熔铸出一套既能有效阐释我们时代的文学经验、又能积极引领未来文学发展的、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话语系统。”
这番话，其视野之宏阔、立意之根本、表述之果决，无疑远远超越了当前理论界常见的、小心翼翼的“借鉴说”或“结合论”。
刘剑庆三人的面色再次为之一变，不是反感，而是一种被宏大构想冲击时本能的、思绪上的短暂空白。
“那么……具体而言，方向何在？”刘剑庆追问，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探求欲。
许成军似乎早有腹稿，条分缕析，字字清晰：
“在我看来，有三个方向既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当下必须直面的挑战。”
“第一，中国化。中国当代文学，首先必须是‘中国的’文学。这里的‘中国化’，核心在于一种双重的自觉：不仅是‘文学的自觉’，更是‘文明的自觉’。其内核是深沉而鲜明的民族性，其要求则是大胆的创新力。中国当代文学倘若讲不好复杂、深刻、动人的中国故事，未能折射出这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灵魂悸动，那便是不合格的文学。理论建设，必须服务于、引领于这种‘中国性’的淬炼与表达。”
“第二，城市化。这不是要抛弃或贬低乡土叙事——乡土是中国文明的根脉与底色。‘城市化’意味着，我们的文学叙事空间与精神归宿，必须勇敢地、深入地拥抱正在急剧形成的现代都市文明。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板，更要成为人物精神漂泊、探寻、安放或抗争的主体场域。这是时代命题，文学无法回避。”
“第三，社会化。中国当代文学必须重新深度参与社会进程。这种参与，不仅是题材上的贴近，更是思想上的介入，是价值上的建构。它要求文学敢于触碰真问题，激发真思考，参与塑造健康的公共理性与时代精神。文学既要有‘象牙塔’里对艺术极致的追求，更要有‘十字街头’关怀现实、影响人心的担当。它应当努力重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种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的厚重地位，最终回答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最真切的精神关切与价值追寻。”
三个方向，如同三根坚实的支柱，撑起了许成军心中那座未来中国文学与理论大厦的轮廓。
它们根植于历史，直面于现实，指向于未来，统一于一种深沉的文化自信与清醒的实践理性之中。
房间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思想如无形的潮水，在沉默中汹涌激荡。
刘剑庆作为《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年轻时便以记者身份行走文坛，半生风雨里见识过各色人物。
他采访过蛰伏多年、一朝复出便笔力沉雄的老作家；也接触过锐气逼人、试图以惊世之言撞开新局面的青年闯将。
更有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种名人。
形形色色，他自以为已能从容应对。
但许成军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近乎先知般的笃定感。
许多有才华、有野心的人，谈论宏图大略时，眼神里或许会燃烧着炽热的信念，但深处总难免藏着一丝属于探索者的犹疑或自我鼓劲的虚张声势。
许成军没有。
越是涉及宏大的历史判断、未来的趋势推演，他的语气反而越平稳！
眼神越清明！
那种从容不迫、言之凿凿的气度，仿佛他口中描述的并非基于逻辑的推测。
而是亲眼见证过、又回过头来向你平静转述的“既定事实”。
就好像……
他真的看过未来一样。
这个念头让刘剑庆自己都觉得有些荒诞和夸张。
不会的。
他下意识地移开视线，目光扫过房间里的另外两人，仿佛想从他们脸上寻找印证或否定。
刘若徐不必说了。
那张清丽而曾带傲气的脸上，此刻红霞未褪，眼眸亮得惊人，一眨不眨地凝在许成军身上。
那专注的神情，已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欣赏或赞同，更像一种全然的、心魂被摄取般的沉浸。
刘剑庆不知道后世有个词叫“狂热粉”，否则定要觉得无比贴切。
而那位复旦宣传部的领导，本应是立场更为客观、持重的中立者。
可此刻，他那张平日里显得儒雅温和的面孔，却微微皱了起来，眉头紧锁，嘴角抿成一条严肃的直线，整张脸像风干后紧缩的橘皮。
这绝非不悦，而是一种被过于庞大、过于尖锐的思想激流迎面冲击时，大脑高速运转、又一时难以完全承受所带来的本能反应。
许成军方才那番话。
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创作技巧或文论流派之争，其触角已深入哲学对存在本质的追问、社会学对结构变迁的分析、心理学对集体无意识的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