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军闻言，心中微微一凛。
上来就是如此硬核且敏感的问题啊~
当前，关乎“十七年”文艺传统、特殊时期后的反思以及未来道路的争论，各方观点早已势同水火。
十七年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加上许成军引起的新现实主义和热现实主义，正打的不可开交。
他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沉吟了片刻，整理了一下思绪，才缓缓开口，声音清晰而平稳：
“解放思想，是为了让我们有勇气和智慧，抛开过去僵化教条的桎梏，更真实、更深刻地去看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世界；是为了能更敏锐地反应人民群众丰富的心声与情感，尝试用更多样、更富表现力的方法去进行艺术表达和创作。这是手段，是路径，是为了让文学更有生命力。”
该说不说，东大的思想不需要解放，但是属于个人的思想需要解放。
而文学的使命就在于此。
他略微提高了声调：“而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是本质，是根基。它决定了我们文学为谁服务、表现什么、倡导什么。我认为，在今天，一些局限于个人小天地的、沉溺于‘小资’情调而无视时代洪流的创作倾向，是与我们社会发展的主流脱节的，是行不通的。我们要与时俱进，我们的笔触必须紧紧跟随着时代的脉搏，反映我们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站稳人民的立场。”
许成军声音徐徐，说者无意，听着有意。
在听者耳里，这位年轻作家的论调在一开始似乎和主流没什么区别，但是细品，总会觉得他在铺垫什么。
而事实也证明如此。
他这个人一如既往的不被这个时代所拘束。
刘剑庆暗暗感慨。
许成军举了个例子：“现在有些作家，持续地、反复地描写过去的苦难，聚焦六七十年代的伤痕，刻画农村的贫瘠。这些题材本身没有错，那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认真书写是对历史的负责。但是，现在是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潮已经涌动，城乡涌现出无数新的事物、新的矛盾、新的希望、新的人物。这些，才是我们作家更应该去关注、去描绘、去思考的。
如果时代已经向前发展了，作者的视线和情感却还长久地滞留在过去的苦难中，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唯一的、主要的文学资源，那么这可能就不仅仅是题材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情感倾向问题。这说明，作者或许没有真正站在当下人民的身边，去感受他们的呼吸，去反映他们正在面对的新问题、新追求，那我认为他们是有私心的。”
最后，他总结道：“所以，如何把握这个尺度？我认为，答案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原则上：创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人民在哪里，他们的生活、奋斗、梦想在哪里，我们写作的焦点就应该在哪里。我们的国家要与人民在一起，我们写作的人，更要与人民在一起。这才是最大的真实，也是最根本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大胆解放思想，探索一切有益的艺术形式，我们的文学才能既有正确的方向，又有蓬勃的活力。”
刘剑庆听罢，身体微微前倾，眼底闪过一丝激赏，却没有立刻接话。
话说的很隐晦，但是大意他都是明白的。
里面有些深意他想过或者没想过，但是不重要，这本就预设了一种可能。
而许成军的观点最关键之处，是把他的观点具象化，具体的给到了这个时代。
清晰、直白、不留余地。
一如既往的干脆利落，给人不得反驳的余地。
22岁嘛？
他端起面前的白瓷杯，不紧不慢地吹了吹浮叶，呷了一口。
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香气却因这短暂的沉默，在室内悄然弥漫开来。
他很希望看到五十岁的徐成军又是怎样的人？给出这个时代怎样得滚点。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就不只是谁坐在他对面问出问题了……
陪同的那位复旦领导，宣传部的胡千山，是个面相和善、鬓角已见霜色的中年人，此时也不由点了点头，轻声对旁边的记录员感慨：“与当前文坛的声音大不同啊。”
“说得好啊，成军。”刘剑庆放下杯子，“‘人民在哪，我们就写到哪’。这话听起来朴素，可要做到，难。不是背着挎包下乡转两圈、记点方言土语就叫和人民在一起了。你是真的下去过，吃过风沙的。”
他指的是许成军去年那段西北之行。
这事在圈内不算秘密，但此刻被刘剑庆在此情此景下提起，分量便不同。
他也没有接起许成军的意有所指，而是当做没听到。
许成军谦逊地笑了笑，也没接这个话头。
刘剑庆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示意旁边的年轻记者——一位戴着黑框眼镜、始终奋笔疾书记录的女孩稍停，自己从随身带来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上面密密麻麻用蓝黑墨水写满了字，有些地方还划着线、打着问号。
“那我们深入一点。”
他扶了扶眼镜，目光再次聚焦在许成军脸上，问题变得越发具体，也越发犀利，“你刚才提到‘小资阶级那一套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是行不通的’。最近文坛，包括一些受青年读者欢迎的作品里，确实存在一种倾向：过多描写个人的苦闷、彷徨、情感的细微，甚至有些作品透露出对集体价值的疏离感。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解放思想’必然带来的副产品，还是创作方向出现了某种偏差？”
许成军闻言，轻轻“哦”了一声，随即笑道：“刘主编，您这是给我下套啊，专挑让我得罪人的问题问。”
刘剑庆摸了摸鼻子，也笑起来：“你还怕得罪人？”
“我倒不是怕得罪人，”许成军佯作无奈地摇摇头，“就怕哪天走夜路，被人套了麻袋。”
一句话引得满屋子人都笑了起来，先前略显凝重的气氛松快了些。
这问题确实刁钻，若想敷衍过去也容易，说些“百花齐放”、“时代必然”的场面话便是。
除了他这个知晓未来大致走向的穿越者，旁人谁又能真正驳斥？
但许成军只犹豫了片刻，神色便认真起来，决定把话往深处说。
“有些文字，天生就是为大众而生，讲的是共通的悲欢、时代的脉搏；有些文字，则更偏向为特定的、或许是小众的群体而写，探索个人化的体验。”
他缓缓道，字句清晰，“这两者未必构成竞争，因为人性需求的比例和层次本就复杂，受众的范围也大致有定数。各取所需，本可相安无事。”
他话锋一转，语气加重：“但问题在于，若硬要将原本服务于小众趣味、探讨局部问题的作品，强行拔高到代表时代精神、引领大众思想的地位，那便是德不配位，名不副实。在我看来，这就产生了偏差，也是当前一些争论的根源。”
他稍作停顿，似乎想到了更深远的问题，继续道：“再说开一点，如果我们忧虑未来某天文学失去生存空间，那么根源很可能不在于娱乐方式的冲击，而在于文学自身理性的缺失。请注意，这里的‘理性’并非指自然科学逻辑，而是一种清醒的、有分寸感的、尊重复杂性的思维品质。写作当然需要激情与感受，但许多创作者，我姑且称之为某一类‘文人’——恰恰缺乏一种至关重要的‘程度感’和‘边界意识’。他们习惯于用强烈的、未经审辨的情绪来驱动笔锋，并将其美化为‘忠于感受’。久而久之，笔下的世界容易变得极端而扁平。”
他谈到“苦难”这一永恒主题：“苦难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经验之一，书写苦难本身没有错。人世间的苦难五花八门，超乎想象。对多数人而言，生活本就如同逆水行舟，需要竭尽全力。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如此顽强的求生意志从何而来？面对苦难的碾压，那些令人震撼的高尚、坚韧、或极度复杂的人性反应，又是如何产生的？……理解这些，远比描绘困难要艰难得多，但带来的精神触动也深刻得多。我们的文学，不是苦难写得太多，而是能真正穿透苦难表象、挖掘出其背后生命韧性与精神困境的书写，太少了，文学的力量在于启迪。”
这一席话说完，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隐隐有种震撼的气氛在弥漫。
在座的都是文字工作者，心底其实都明白一个近乎通病的现象。
文人很容易陷入自我的视野，只看见自己想看见的，笔下的人物和世界常常是经过主观情绪过滤后的投影。
嘴上说着“为人民写作”，但最终落笔时，服务的可能只是自己的情感投射或美学趣味，甚至很多人连直面这一点都不愿意。
许成军如此直白地将这一点剖开，不啻于一种大胆的冒犯。
冒犯了这个时代。
真是百无顾忌啊！
还真是能说出中国文学已死的许成军，把这个时代要搅的乱七八糟。
服了！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缓了缓呼吸，平复了一下心绪。
刘剑庆深深看了许成军一眼，接着抛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么，依你之见，什么样的主题，才真正具备这种穿透苦难、抵达理性深处的力量？或者说，你认为文学最应关切、最能点燃思想火花的，是什么？”
许成军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了然和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