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其中的无一不是大师之作！
这也被视为对一个理论工作者阶段性成就的“官方认证”与历史高度定位！
换句话来说，从官方角度认可了许成军在中国文学理论领域的成就。
编委会的编辑在信件中态度恳切，表示经过专家评议，许成军的“器物生活史”、“中介化理论”及“文学生态公共领域”等系列论述，以其“突出的原创性、体系性和学术影响力”，已被初步确定为收录对象，希望他能提供相关论文的最终定稿并撰写简要的“作者说明”。
其意味不言而喻——许成军的理论建构，正被纳入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叙事框架，有望进入学术经典化的通道。
当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反驳、批评甚至猛烈抨击许成军理论的声浪，近来也陡然增高，且来势汹汹，角度各异，有的甚至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
某位以研究古典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著称、资历深厚的北方大学教授，在行业权威刊物上发表长文，标题便极具战斗性：《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中介”唯心主义？——评许成军“文学生态公共领域”的理论实质与危险倾向》。
文章犀利指出，许成军的理论框架过分强调“媒介”、“网络”、“批评空间”等“中介因素”的自主性和建构性，相对忽视了社会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在最终意义上对文学活动的决定性作用，有陷入“中介决定论”或“文化唯心主义”的嫌疑。
文章更严厉质问：“这种将文学活动描绘为由各种‘中介’技术性运转的‘生态系统’的理论，是否在无形中消解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属性？是否与西方某些‘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思潮暗通款曲？”
这一质问，将学术争论直接提升到了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其杀伤力不言自明。
南方一家思想活跃的杂志，则刊登了一位年轻激进评论家的文章，标题更为刺眼：《精致的理论拼盘与苍白的中国问题——许成军理论批判》。
文章承认许成军理论在形式上的精巧与对西方资源的化用能力，但尖锐批评其“缺乏真正的中国问题意识”，认为其用繁琐的理论模型解剖宋代，不过是“智力体操”，对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的现实困境毫无助益，是“象牙塔内的理论狂欢”，并称许成军是“用考据和理论编织皇帝新衣的学术魔术师”。
这种批评，直指其理论的现实关怀与有效性。
还有一些藏在暗处的流言蜚语，开始在小范围内散布。
虽不敢见人，但是阴私鬼魅总有市场。
光明正大的玩不起，背后捅刀子的从来不在少数。
或暗示许成军如此年轻便接连抛出重磅理论，背后或有“高人”捉刀代笔；
或揣测其频繁在海外引发关注，动机可疑；甚至将其理论中对于“公共空间”、“话语权”的探讨，与某些敏感的政治哲学概念进行恶意关联。
支持者和为许成军辩护的声音同样激烈。
不少中生代和青年学者撰文，逐条驳斥上述批评。
针对“唯心主义”的指责，他们论证许成军的理论恰恰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分析物质性媒介（印刷、交通）与社会关系网络（士人交游）如何具体地塑造文学生产，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领域精细化的运用，而非脱离物质基础。
针对“脱离现实”的批评，他们反驳指出，厘清文学历史生成机制的复杂性，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与社会的永恒互动，为思考当下提供更丰富的历史镜鉴，而非简单直接的“药方”。
针对那些恶意揣测，则有了解许成军为人的师友同行在私下或半公开场合进行澄清与驳斥，维护其学术人格。
一时间，各种文章、会议、私下讨论，硝烟四起，观点碰撞火星四溅。
支持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甚至不同的反对者之间、不同的支持者之间，也因立场和角度的差异而相互辩难，形成了多声部、多层次的激烈论战景观。
学术争论的公共性，在这个春天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处于风暴眼的许成军，依然保持着一种近乎刻意的沉默。
学术圈到是也不足为奇。
这人一贯如此，要么不鸣则已，要么一鸣惊人。
那些正在批评他的人有的瑟瑟发抖。
有的正暗戳戳等着许成军回复。
许成军火啊！
批评他，他自己也能火啊~
你写的好文章，我们文学批评本身才有存在意义是不是？
在许成军与章培横、黄霖等师友私下交流时，他的态度很明确：“理论的事，最终还要靠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和后续研究的扎实成果来回应。打口水仗，徒耗精力。”
不过~
毕业论文的最终定稿和答辩在即，那才是眼下必须全力以赴的头等大事。
我再来一篇你能奈我何？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还没等他从容梳理这些纷乱的思绪，一个来自京城的长途电话，打断了他的案头工作。
来电的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庆，老熟人了。
自从《黑键》在《人民文学》发表并引发巨大波澜后，许成军与这位独具慧眼、敢为人先的副主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和电话联系，堪称知音。
知音有点多~
主要是许成军来自后世的见识，让他很容易和这个年代相对先锋的一些作家、编辑产生共鸣，再加上他前世练就的为人处世能力和这些潜心写文章的人比，确实是高出不止一个层次。
也让他有了文学圈“魅魔”的称呼。
在许成军“封笔”转向理论建构的这一年里，《人民文学》编辑部，尤其是刘剑庆，是最为扼腕叹息的之一，但也始终给予理解与关注。
他们也因此颇有些得意。
许成军封笔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学作品，可是留在咱们《人民文学》的！
这份香火情，不言而喻啊！
这种有潜力，不对，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作家当然要好生联系！
电话里，刘剑庆声音爽朗，带着不容拒绝的热情：“成军啊！我们编委会研究决定，要给你做个重点专访！上次和你说过的啊！不许拒绝！就你和你这套理论，好好聊聊。我亲自带队，带着我们最好的记者，马上动身去上海！”
许成军握着话筒，只能应下。
你个老刘，有这么着急的么？
刘剑庆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派，绝非客套。
隔日，他便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复旦校园。
专访地点，经与学校商量，安排在了复旦大学出版社楼内一间相对安静、布置雅致的会客室。
这里远离学生宿舍区的喧闹，又比办公室更正式且不受打扰，墙上挂着几幅水墨字画，长条茶几上摆着暖瓶和几个白瓷杯。
倒是惬意。
许成军提前到了片刻，略作整理。
很快，刘剑庆在复旦大学一位领导干部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两人虽通信通话频繁，却是首次见面。
刘剑庆约莫四十五六岁，身材匀称，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乌黑发亮，穿着一身深灰色的确良中山装，熨帖平整，脸上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清矍，但眼神明亮锐利，行动间透着一股干练果决的劲头，毫无一些文人的迂缓之气。
他大步上前，用力握住许成军的手，笑容真诚而富有感染力：“成军！终于见面了！咱们这可是‘神交已久’啊！电话里、信纸上总觉得隔了一层，这下好了！”
“刘主编，您好！一直听其声，今日终见其人，我可是对您钦佩已久了！”
“嗨！快别叫什么主编，生分！叫老刘，或者剑庆同志都行！”
刘剑庆摆手，语气随意而亲切，“我才是真佩服你！年纪轻轻，搞创作一鸣惊人，搞理论又石破天惊！我这把年纪，真是活到……嗬，差点说顺嘴了！”
他幽默地刹住车，随即话锋一转，眼中闪着期待的光，“对了，咱们先公后私。我可听说，你复笔了？有新稿子没有？咱们章主席可是发话了，说许成军这小子的稿子，要是不优先给《人民文学》，他下次来上海，非得亲自去堵你宿舍的门不可！我这可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压力山大啊！”
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着，目光灼灼地看着许成军。
许成军客套地笑笑：“都好说，都好说。”
刘剑庆略带遗憾地指了指他：“你这‘封口’的功夫，名头都快传遍京城了，我是撬不开你这嘴。得，行了，咱进入正题。”
他神色一正，示意随行的年轻记者和复旦的工作人员准备就绪。
这是文字访谈。
1981年的开盘式摄像机设备笨重，操作复杂且成本高昂，难以用于日常专访。
相比之下，录音和文字记录是主流方式。
一切安排妥当，房间内安静下来，只偶尔有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
刘剑庆收敛了方才的寒暄笑意，神情变得专注而沉稳，他看了一眼手中的提纲，又抬眼看向许成军，开始了正式访谈：
“成军同志，首先我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感谢你接受这次专访。我们知道你近期专注于学术理论研究，很少在公开场合详细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其实全国很多读者、文学爱好者，都很关心你的想法。但大家看到的多是报纸上的一些转载、评论，甚至是风言风语。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能更直接地呈现你的思考。”
他稍作停顿，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显然经过精心设计，直接切入当时文艺界争论的核心：
“第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新时期的文学，既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也需要坚守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在你看来，应当如何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同时进行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作家，你认为应当如何在创作与研究中把握这个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