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稿，其实早在去年秋天就交给了作家出版社。
负责的编辑老李，是社里的老人，头发花白，戴一副深度眼镜，看稿子时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面。
他看完书稿，沉默了足足一袋烟的功夫，才对等在一旁的许成军说：“成军同志，你这书……写得好，胆子也大。”
好，在于不是浮光掠影的游记。
是刀锋般切入日本社会的肌理，从“菊与刀”的民族性剖到“泡沫与骸骨”的经济幻象，再刺向“民主的盆景”下的政治实质。
胆子大，也正在于此——八十年代初，中日关系正值官方的“蜜月期”。
民间对日本的印象，正从“鬼子”快速转向“先进”“文明”。
这时候出一本由中国作家写的、对日本进行如此深度甚至不乏犀利批判的书，风险不言而喻。
出版社内部为此开了好几次会。
有人担心“影响友好氛围”，有人觉得“调子过于灰暗”，也有人认为“部分观点过于尖锐，恐授人以柄”。
稿子就这么在编辑部和社领导的案头搁置了段时间，修改意见提了几轮，无非是希望语气更“平和”些，批判更“含蓄”些。
许成军修改了，但骨架未动。
他想写的，不是一个“友好使者”的见闻，而是一个冷静观察者的思考，哪怕这思考带着刺痛。
事情的转机，恰恰来自过去这一个多月那场席卷学界的风暴。
当“许成军现象”从学术圈燃烧到全社会，当他的名字与“文化自信”“主体性”这些宏大命题紧密捆绑，当连樵木、钱锺书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都不得不对其投以关注和评论时，作家出版社掂量这本书的分量，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这不再仅仅是一本关于日本的著作。
这是一个正在成为时代文化符号的年轻人，对他所观察到的、一个重要邻邦的深度剖析。
它的出版，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事件。
社领导班子再次开会。
烟雾缭绕中，副社长赵启明——一位参加过抗战、解放后转入出版战线、作风果断的老革命，用手指重重敲了敲书稿清样：“还犹豫什么？许成军同志的文章，中央领导都肯定了，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摆在这儿。他这本书，正是‘开放时代与主体自觉’的实践！让我们看看一个中国青年，用他自己的眼睛和头脑，怎么看一个发达的、复杂的、对我们而言极其重要的邻居。出！按最高规格出！”
“老赵，”
有人提醒，“里头有些对日本政治、经济的批评，还有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会不会……”
“会不会什么？”
赵启明眼睛一瞪，“我们出的是学术著作，是严肃思考，不是外交照会！许成军写的是事实，是分析，是有理有据的观察。日本有没有泡沫？有没有历史认知问题？他写错了吗？难道只许日本人研究我们，不许我们研究他们？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社长最后拍了板：“出。稿子我看过，观点是尖锐，但材料扎实，论述严谨，不是情绪化的攻击。送审环节，把好关，该有的程序一步不能少。”
八十年代初，一本书的出版，远非后世那么简单。
尤其是涉及外国、涉及敏感话题的著作，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
首先，出版社自身的编辑部和编审委员会要多次审读，提出修改意见，作者修改后形成“齐、清、定”的最终清样。
接着，这份清样要报送上级主管单位——对于作家出版社，就是中国作家协会——进行审核。
作协相关领导及负责外事、理论的部门，会仔细审阅，评估其政治导向、学术质量、可能产生的社会及国际影响。
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反复的沟通、磋商，甚至可能的修改。
通过后，出版社才能取得“书号”（当时实行定额分配），进入正式的出版流程：排版、校对（至少三校）、制版、印刷、装订。
《我在暧昧的日本》一书，因其内容的特殊性，在作家协会那一关，又额外多走了几步。
书稿被送到了更高级别的宣传主管部门备案，并征询了相关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意见。
反馈回来的意见总体是肯定的，认为该书“提供了观察日本的新视角，有利于国人更全面、理性地认识这个邻邦”，“体现了中国学者独立思考和理论建构的能力”，但同时也提醒，在宣传推广时需注意“把握分寸，突出建设性”。
当所有这些程序走完，时间已到了一月下旬。
关于稿酬，赵启明副社长亲自定了调：“许成军同志不是一般的作家，他的作品，特别是这一部，具有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按最高标准给。”
最终合同约定，稿酬采用当时通行的印数稿酬方式。
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最高档执行。
基本稿酬定为千字十元，而起印数直接定在了13万册。
这意味着，仅前五万册，他就能获得相当于全书字数一遍的足额稿酬；从五万到十万册，按八成支付；十万册以上部分，按六成支付。
在八十年代初，如此巨大的起印数字和顶格的稿酬标准，通常只留给享有盛誉的顶尖作家。
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破天荒的破格待遇。
当然，这个稿酬对于国际通行标准显然不算高，但是除了表面上的待遇，知名作家往往能获得相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
也算是另一部份“稿酬”。
一九八一年一月底，《我在暧昧的日本》终于摆在了新华书店的柜台上。
深蓝色的封面，简洁的设计，只有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标识。
翻开扉页，是许成军手书的题记：“献给所有在开放中保持清醒，在交流中不忘来路的人们。”
而正文开篇，便以一种近乎冷峻的笔调，将日本在制度、经济、工业、金融等领域令人眩目的成就，一一铺陈开来。
东京银座彻夜不灭的霓虹，新干线风驰电掣的速度，索尼、丰田遍布全球的产品，终身雇佣制下高效而忠诚的企业军团，精密如同钟表的社会运行……
这些描述，对于绝大多数尚未踏出国门的中国读者而言，不啻于打开一扇窥见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窗户，冲击力是直接的、视觉化的。
然而，这仅仅是“展示”的第一步。
随着阅读深入，许成军笔锋渐转，带领读者穿透这层繁华的表象，去审视其下的“暧昧”.
经济奇迹背后的泡沫与焦虑，民主制度表皮下的派阀世袭与官僚主导，精致礼仪掩盖的压抑与“耻感文化”，以及面对历史时那种刻意模糊与回避的集体心态。
他不是在简单地“唱衰”或“批判”，而是在进行一场艰难的解剖，试图理解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并从中提炼出对于正在现代化道路上疾行的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镜鉴与警示。
这本书上市之时，正值许成军那篇《开放时代与主体自觉》引发的讨论尚未完全平息，社会上的情绪仍然复杂而敏感。
一方面，是因其理论成功和“文化自信”倡导而生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一类文章所撩拨起的、对“盲目崇洋”的警惕甚至抵触。
就在这个微妙的节骨眼上，《我在暧昧的日本》来了。
它开篇便浓墨重彩地展示“外国”（而且是那个曾给我们带来深重灾难、如今又让我们心情复杂的近邻）的“成就”，这本身就像是一盆冰水，浇在了部分正陶醉于“我们也很行”情绪中的人们头上。
可以想见，这本书的出版，将在已经足够喧闹的舆论场中，投下怎样一颗重磅炸弹。
它将迫使人们面对一个也许不那么令人舒服，却无比真实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时，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那些走在我们前面、拥有我们需要学习的经验（同时也有我们需要警惕的教训）的“他者”？
许成军用他的新书，将自己关于“清醒的自信”“开放的自信”的思考，推向了一个更具体、也更危险的实践层面。
冲击，已在所难免。
新华书店的柜台前，已经有人拿起这本深蓝色封面的新书，翻开，阅读。
他们的脸上，露出惊讶、沉思、不解、乃至蹙眉的复杂神情。
这算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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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一月末，浙省海盐。
武原镇卫生院那间朝北的牙科诊室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窗外是灰蒙蒙的冬日天空，以及镇上低矮、潮湿的屋顶。
余化刚送走上午最后一个病人——一个因为牙疼而龇牙咧嘴、最终被拔掉一颗臼齿的渔民。
他摘下口罩和橡胶手套，扔进搪瓷盘里，走到洗手池前，拧开龙头。
冰冷的水流冲刷着手指，带走些许疲惫。
他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半。
还有半小时午休。
自从决心辞职之后，这样的日子似乎也不难熬了起来。
换一种心思对待这份工作，发现工作本身也并不难熬。
难熬的其实是受限的未来，和不知所措的希望。
他擦干手，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一本折叠起来的《文艺报》，靠在窗边的木头椅子上，就着窗外透进来的寡淡光线，看了起来。
报上照例是些文坛消息、作品评论、理论争鸣。
他的目光匆匆掠过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话题，最后停在一则新书预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