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有两个小朋友，有莱特，有瑞特，相互争吵，平时互相消耗，大家觉得不好，日子将就裱糊。
可是一旦天平压到了另一方，就成了超级莱特和超级瑞特，你发现也不是那么太好。
一九八一年刚开年，空气里就飘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躁动。
这躁动，不全是因为许成军。
或者说，不单是。
元旦过后没几天，一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飞遍了大江南北：聂伟平拿了国手战冠军。
一月三号那天晚上，许多人家里的黑白电视机，都调到了中央台。
屏幕上是京城比赛现场的实况录像，解说员的声音激动得有些发颤：“聂伟平九段执白，中盘胜！这样，他以七胜一负的绝对优势，荣获首届国手战冠军！这也是他继新体育杯三连冠、全国个人赛第六冠之后，在八十年代伊始斩获的又一项重磅头衔！”
镜头给到聂伟平特写。
年轻的棋手戴着那副标志性的深色边框眼镜，面容清瘦，神色平静，只在棋局终了、起身向对手和观众致意时，嘴角才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
可电视机前的人们，却沸腾了。
上海的弄堂里，几个老爷子围着九寸电视机，拍着大腿：“好！聂旋风！就是要这样！”
东北的工厂宿舍，一群青年工人端着饭盒，看得目不转睛：“七胜一负，乖乖，这在国内不就是横扫吗？”
武汉的大学校园，学生们挤在教研室的电视前，有人感叹：“文有许成军，棋有聂伟平，咱们这拨人，是不是要起来了？”
这感慨，无意间道出了某种普遍情绪。
聂伟平这个名字，自1976年在中日围棋对抗赛上刮起“聂旋风”以来，早已超出了围棋圈的范畴。
他一次次在国内赛事中登顶，一次次在中日交锋中取胜，在普通民众心里，他成了中国智力运动的一面旗帜，成了能与东邻那位所谓“围棋王国”一较高下的希望。
历史上，他几乎已一己之力，将这项传统智力运动在中国带火了。
后世什么偶像和八十年代的聂伟平比起来都显得黯淡无光。
他和中国女排一起成为改开出奇的全民偶像和时代英雄。
一项运动的国手被称为英雄，可见一斑。
如今，新年伊始，他便以如此强势的姿态加冕“国手”，仿佛给刚刚迈入八十年代的中国，注入了一针强劲的振奋剂。
这种振奋，与文学界因许成军理论而引发的“文化自信”热潮，微妙地汇流了。
都是年轻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冒尖”，都带着一股不服输、要争气的劲头。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让人隐约觉得——我们中国人，不差。
我们的文化，不差；我们的智慧，也不差。
一种此前被压抑着的、模糊的民族自豪感，如同春雨后的地气，悄然蒸腾起来，弥漫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弥漫在报纸广播的字里行间，也弥漫在普通人日益挺直的腰杆和亮起来的眼神里。
自豪是好事。
可自豪一旦失了分寸，就容易滑向它的反面。
一月六日，《文汇报》在第二版刊登了一篇署名“卫华”的长文，题为《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文章开篇，也提到了聂伟平的胜利，提到了许成军的理论，提到了科技领域传来的捷报。
笔调热烈，充满感染力：
“……看，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国的青年！棋盘上，我们能执子争先，杀得对手片甲不留；文坛上，我们能自创理论，让学界泰斗为之侧目；实验室里，我们的科学家正奋力追赶，一项项空白被填补！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人不笨，中国的道路没错，中国的文化更不落后！”
读到这里，许多人都觉得提气。可接下来，笔锋陡然一转：
“然而，就在我们取得如此成就的今天，仍有一些人，眼睛只盯着外边。言必称希腊罗马，文必学现代派、魔幻现实主义，经济要照搬西方模式，管理要学习日本经验……仿佛离了洋人的拐杖，我们就不会走路了！”
“这股风，该刹一刹了！”
文章语气变得激昂，“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许成军同志的理论能引起这么大共鸣？正是因为它告诉我们：解读中国文学、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历史里，在我们自己的器物里，在我们自己的人民生活中！而不是在什么萨特、海德格尔、马尔克斯的书本里！”
“聂伟平九段为什么能赢？靠的是钻研中国古谱，结合自身特点，走出一条有中国风格的棋路！而不是一味模仿日本布局定式！”
“历史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结果如何？器物学了，制度没变，最后照样挨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用之争百年未息，根源就在于总想借别人的衣裳，改自己的身形——能合适吗？”
文章越写越激烈，将“学习国外”直接与“盲目崇洋”“丧失主体”画上了等号，将改革开放中正常的对外交流、借鉴探索，描述成一种危险的迷失。
最后，它喊出了极具煽动性的口号：
“是该清醒的时候了！要走，就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要学，就先学透我们自己的家底！要自信，就要彻底摆脱那种仰人鼻息的精神矮化！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应该有这样的志气和骨气：用中国的智慧，解中国的问题，写中国的文章，下中国的围棋，建中国的未来！”
这篇文章，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荡漾的湖面，激起的不是涟漪，是巨浪。
它的逻辑粗糙而有力，情绪饱满而偏激，恰恰迎合了部分人在自豪感膨胀时急于“划清界限”“挺直腰杆”的心理。
尤其是在普通民众层面，许多人未必细读过许成军的艰深理论，也未必深究过文化自信的复杂内涵，但这篇通俗易懂、口号响亮文章，却让他们觉得“说出了心里话”。
“说得对！咱们现在也不差了，干嘛老是外国月亮圆？”
“就是，许成军不也没留过洋吗？不一样搞出大名堂？”
“聂伟平下的是中国围棋，赢的是日本高手，这就叫本事！”
类似的议论，在车间、在茶馆、在家庭的饭桌上，开始出现。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报刊开始转载这篇文章，有的还配发了呼应性的短评。
一种将“文化自信”简单等同于“拒斥外来”、将“走自己的路”粗暴理解为“关门自守”的舆论苗头，开始冒头。
这与改革开放正在深入推进的现实，形成了一种刺眼的张力。
燕园，严家炎拿着这份报纸，眉头紧锁。
他对面的吕必松，脸色也不太好看。
“胡闹！”
吕必松把报纸拍在桌上，“这哪里是‘走自己的道路’，这是要把刚打开的门再关上！许成军的理论，强调的是主体性建构，是平等对话的能力，不是排外，更不是自大！”
“可普通老百姓，容易被这种情绪带动。”
严家炎叹气，“尤其现在，聂伟平赢了棋，许成军出了名，大家正在兴头上，这种论调很有市场。”
“得有人说话。”
吕必松沉吟，“不能任由这么曲解。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闭，改革开放的国策更不能动摇。”